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發。當時的蔡元培還身在德國，正在一所德國小鎮的中學裡埋頭於他的心理學實驗。這時，從遙遠的東方傳來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聲。蔡元培敏銳地感覺到：劃時代的轉折來臨了！
蔡元培馬上提前結束了他的研究，趕到德國首都柏林隨時瞭解國內革命形勢的進展。他和那裡的中國留學生們一起閱讀報章上有關中國革命的報道，相互聯絡，想辦法響應國內的革命。
這時，上海光復後被推為滬軍都督的陳其美給蔡元培來電報促其回國，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亞，於11月28日抵達上海。
從此，蔡元培投身到了建立民國的事業。
孫.中.山在籌建臨時政.府時，本提名章太炎入閣任教育部長，因章太炎性情率直，與同志多有積怨，反對的人很多，於是，孫.中.山把人選改為大家眼中溫和寬厚的蔡元培。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被一眾革命黨人推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組建政.府部門的時候，任命學界革命黨人中聲望卓著的蔡元培當教育總長。
蔡元培本來曾有過“以身許國，功成身退”誓言，這時候孫中山要他去政府中當官，蔡元培先是婉辭。但眼見國家初創、百廢待舉，還遠遠沒到“功成身退”的時候，而且孫中山派來的代表說，您這樣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恐怕其他的職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於是1912年1月5日，蔡元培便以民國教育總長的身份，出現在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首次國務會議上。
這時的南京臨時政府初創，可謂無錢無糧。教育總長蔡元培曾問過給予他任命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教育部在何處辦公，結果孫中山答以“此須汝自行尋覓，我不能管也”。後來，時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的馬相伯先生，借給蔡元培內務司辦公樓的三間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這才開了張。
有一天，總統府通知去領教育部的辦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連跑腿的雜役也派不出。當了總長的蔡元培也不管什麼身份，自己挾了塊白布，坐著人力車去總統府領了大印，用布包著帶回教育部。
辦公條件可以簡陋，排場也可以不講，但用人是不能有半點馬虎。在延攬部內人員時，蔡元培力求用一流的人才。許壽裳、周樹人（魯迅）、蔣維喬、鍾觀光、俞大純等大師級的人物，就是在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陸續進入了教育部。
有一個年僅23歲的陌生青年，叫王雲五，他給蔡元培寫了一封信，力陳如何辦好民國高等教育。蔡元培細閱之下，覺得信中的意見很中肯，力邀王雲五到教育部兼職。
這個王雲五，後來成為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兩人從此也締結下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雲五是朋友中唯一隨侍病榻的送終者。
一天，蔡元培在報上看到《孔學商榷》一文，看後很是欣賞，一打聽，寫文章的這個叫胡玉縉的作者是清末學部的部員，蔡元培也邀請他到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用人的另一個原則是“為事擇人，不設冗員”。諾大的一個教育部，連謄寫雜務在內只三十餘人，不足其他部門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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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開頭難，開頭的事情也特別繁雜，如摸底各地的教育狀況，有多少各級各類的學校，使用的教材情況。當時，教育部的各位同仁工作都特別緊張，有人說，“其工作氣氛頗似書局之編譯所，而絕少官衙習氣”。
當時，部內除總長和次長外，統稱籌備員，無官職和等級之分。每人每月薪俸，均為幾十元，次長和總長也不例外，酷似黎元洪領導下的首義之後的湖北軍政府。
中國古代至晚清，中式的傳統教育主要發展出了以下幾種形式：
(一)府學和縣學。它們是為開科取士而設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學，屬於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統一體，對於一個地方的教育發展起著指導作用。府學與縣學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員，教學內容專攻儒學。學生主要由學校供給膳食。
(二)書院。它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始於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較大的發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和組織管理都有許多不同於府、縣學的特點。學習方法以個人鑽研為主，學習內容以經學為主，兼學古文、制藝，發展至後期，又兼學歷史、輿地、說文、算術、金石。書院經費大都由創建者捐助，少數官辦。書院與地方官學相比，規章制度、課程設定較周詳，注重精研古學，經費來源主要依靠學田供給。書院掌教人選，大都是素孚眾望的學者。
(三)社學和義學。它是元代發展起來的封建社會初等教育單位。至正九年(1349)，達魯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學一百三十餘所。元代社學基本上為官辦，明洪武八年(1375)詔府、州、縣每五十家立社學一所。
(四)私塾和家塾。它們是歷史悠久、設定普遍的初等教育單位，它在中國至1949年後才消亡。陳登原《國史舊聞》卷四十八舉自晉至兩宋的事例說明：“其一，弟子從師，是為私塾；其二，師從弟子，此則當為家塾。”
私塾大抵有四種型別：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設立，收教貧寒子弟；二是由義莊或宗祠設立，專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數家設塾，延師教其子弟；四是塾師自行設館，招收附近學生。
它的教學內容從識字開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千家詩》，以及《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等，目的是學習八股文，為科舉考試做準備。
雖然中國的傳統學校有如上的種種形式，但總的來說，中國傳統的教育向來是以私人教育為主流的。自孔子開創此傳統，因此他被尊稱為“至聖先師”，中國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間私人教育。
縣學、府學、太學，有時興盛，有時衰微，而且名額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學培養的。
總體來講，古代社會物質尚不豐裕的情況下，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得到受教育機會的只是極少數人，教育是一種稀缺資源，這遠遠無法適應近現代的世界潮流。
西風東漸，給東方故國吹來了陣陣新風。清朝光緒末年，一份名為《強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檔案出爐，這份由清朝學部頒佈的檔案簡陋得只有10個條款，卻從某種意義上說開了近代義務教育的先聲。
舊時的所謂“強迫教育”，其實類似於今天所說的“全民義務教育”。《強迫教育章程》規定，全國各地官府必須廣設勸學所，各個省城須設蒙學100處，各府州縣設40處；孩子滿了7歲必須入學，否則“罪及父母”；朝廷每過兩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責，查實後予以處罰；如有地方紳士捐資助學，也會給予獎勵。
朝廷的詔令一出，相關的清朝地方官員忙作一團。“強迫教育”壓根兒就是個新事物，大家以前從來沒聽說過，官府也沒好好跟老百姓解釋，只是翻來覆去強調“幼童不入學，將罪及父母”。在廣州，警察紛紛出動挨家挨戶上門調查統計適齡兒童數目，為“強迫教育”的實施做準備。
這麼一來，硬是把一個好好的“德政”變成了鬧劇。家有孩子的父母心裡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戶上門，會不會把孩子鎖起來，押進學堂去？左鄰右舍一商量，大家認為還是把孩子先送進私塾避一避為好。結果廣州城內各處私塾人頭攢動，家長們的首要目標就是為孩子掛個名，拿個學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孃憂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機提價，倒發了筆小財。“強迫教育”本意在於減少文盲、惠及民眾，這樣一來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擾民之舉。
這時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這樣大規模地辦教育，需要的是財力以及高效的組織能力，幾乎不可能辦下去。結果，推廣“強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隨著清王朝走向覆滅，《強迫教育章程》最後也就不了了之。
接下來便是甲午海戰的失敗和大清帝國的衰落，痛定思痛後的“教育救國”的勃興。
戊戌變法時期，嚴復認為首先必須興辦教育，開通民智，然後才能實行君主立憲，救復中華。
到辛亥革命時期，一些刊物更是大聲呼籲“教育救國”：“亡國亡種，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強國強種，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無他，教育者進化之的也”。
在“教育救國”的實踐中，蔡元培當然是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
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啟，國家的教育該如何籌劃？所謂教育方針一日不明，全國學界就難有旨歸，有關人士不停的呼籲，請總長定奪。
蔡元培沒有讓大家失望，多年從事教育和出國遊學的實踐，似乎已經使他成竹在胸。但是，他還是特別注意傾聽各方的意見，特別是這方面的專家和學者。對於有些人，蔡元培不惜登門造訪。由於善於彙集眾人的意見，一個接一個的新政便陸續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