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忖再三，袁世凱讓程文柄請來一位“神功附體，能避槍彈”的義和拳法師。
老法師仙風道骨，白髯飄逸，手搖拂塵，有不食人間煙火像。
袁世凱肅然起敬，讓其上坐，虔誠地問：“大師一旦上法，果然不避槍彈？”
“那是當然，否則還叫什麼神功者也。”大師回答。
袁世凱問“可據我觀之，很多義和拳員中彈就倒，為何如？”
“神功附體，談何容易，功夫不到，自然不靈。”大師回答。
“大師能現場一試嗎？”袁世凱好奇心大起。
“有何不可。”大師臉不變色。
“大師請作法。”袁世凱神態依然恭敬。
待大師做完法後，袁世凱把人帶到了教軍場。
教軍場，大師離開數丈。
袁世凱手下提督程文柄持槍瞄準法師，連開數槍，大師不閃不避，絲毫無損，眾將大驚。
袁世凱怕其中有詐，命令程文柄手下眾將皆試。
三十條火槍，槍彈紛紛。大師仍然不閃不避，照樣分毫無損。
在場諸人禁不住交口讚歎，袁世凱也不能不信了。
大家準備往回走了，袁世凱看到大師的衣服也毫髮無損，心裡不由得又疑惑起來。
人神功可以附體，衣服也能附上神功嗎？
袁世凱喊住大家，從程文柄手裡接過手槍，檢查了裡邊的子彈，對大師舉槍。
程文柄剛想阻攔，袁世凱槍已響，大師應聲倒地。
袁世凱哈哈哈哈大笑：“大師和我們開玩笑呢！”
等了一會兒，還沒有動靜，有士兵上前檢查，血已流一地，人已一命歸天。
袁世凱盯著手下的提督程文柄，程文柄很尷尬地躲避著袁世凱咄咄逼人地目光。
往回走的路上，程文柄想和袁世凱解釋點什麼。
袁世凱緊閉雙唇，擺了擺手。
又往前走了幾步，輕聲的說了句：“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程文柄見新來的巡撫原諒了自己這次，忙不迭地點頭。
袁世凱正在挖空心思的琢磨怎麼進剿義和拳匪患？義和拳卻找上門來。
十二月三十日，平陰與肥城的交接處發生了一起教案。
英國傳教士卜克斯被人殺死，袁世凱感到問題嚴重，立刻嚴命泰安知府潘民表督率肥城和平陰兩縣緝捕嫌犯，並電告朝廷。
為避免再發生此類不幸，袁世凱下令各州府，各縣對其境內的教堂和教士嚴加保護。
同時提醒各教堂的神職人員，集中居住，減少外出。
朝廷因此事是涉外事件，要求袁世凱儘快破案並嚴懲兇手。
同時要求袁世凱派部彈壓阻止德國人修築鐵路的高密民眾，防止德國找藉口生事。
英國公使竇納樂得知卜克斯死訊，立刻向總理衙門遞交了照會。
要求必須採取切實措施，確保傳教士的安全。同時指定上海副領事甘伯樂帶兩個教士到濟南，監督對殺人兇手的審判。
過了幾天，殺害卜克斯的人犯解到。袁世凱令按察使胡景桂和濟南知府盧昌詒審理，他自己也親自審訊了幾次。
甘伯樂到來後，態度強硬、目空一切，提出四條處理意見：第一、將兇手從嚴治罪，巡撫會同觀審，領事監刑。第二、將泰安知府和平陰肥城兩知縣革職，永不敘用。第三、照教會繪製的圖紙，在行兇的地方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選擇地方，官府撥款，並由民眾集資立碑。第四、恭錄上年十二月初四日著迅，將疏防的各官行參處的諭旨及辦案情形，由巡撫出告示曉諭，不得再發生此類事件。
袁世凱沒有像某些清廷官員那樣唯唯諾諾，表現得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據理力爭，立即將巡撫會同觀審，和將泰安府和二知縣革職、永不敘用兩條駁回。雖然同意在行兇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資建碑，但地方不能過大，投資不能超過一萬兩。完全答應的只有第四條。
在對犯人協商量刑時，甘伯樂要求此為惡性殺人事件，主犯和從犯應一律斬首。
袁世凱怕激起民變，只同意將兩個首犯斬首。而後又駁回了甘伯樂其它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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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伯樂因理虧詞窮，只能泱泱而去。
這個時候的清廷對義和拳的態度曖昧，分歧也很大。
當得知袁世凱堅決與義和拳為敵後，有人提議清政府不能讓袁世凱輕易出兵清剿，有人甚至提出把袁世凱換下來。
清廷也不同意採取簡單的高壓政策，發出廷寄告誡袁世凱：遇有民教之案，持平辦理，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不可徒持兵力，轉致民心惶恐。
三天後又下達一道措辭相當嚴厲的電旨：“拳民聚眾滋事，自無寛縱釀禍之理。唯目前辦法，總以彈壓，解散為第一要義。如果尋擊官兵，始終抗拒，不得已而是以兵威，亦應詳查案情，分別辦理，不可一意剿擊，致令挺而走險，激成大禍。
“著袁世凱相機設法，慎之又慎，嚴厲古燦升、馬金敘等隨機因應，各了各案，毋輕聽謠傳，任令營員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
袁世凱看完這些後，認為朝廷只是擔心對義和拳的鎮壓，會激起更大的動亂。這些提醒和訓戒，沒有改變他對義和拳堅決鎮壓的態度。
只是，他知道，對義和拳的進剿，不能簡單行事。而現在，他真沒多大的精力管義和拳的事了，因為眼下有更緊急的事，需要他來處理。
就是高密民眾阻止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的事。
一八九七年，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張家莊，因與當地村民發生糾紛而被殺。這本是當時教會與當地民眾矛盾不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一次偶然事件，德國卻以此為藉口，出兵佔領了膠州灣。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國的軍艦在請軍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從棧橋登陸，隨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膠澳租賃條約》。這樣，一八九一年才開始建置的年幼的青島（當時叫膠澳）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經過跳躍式的發展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資本主義強國。經濟的強大促使德國向外擴張。霸佔青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德國就對中國東部沿海的澎湖、大鵬灣、廈門、舟山、膠州灣等港口進行過調查。其中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於一八六九年三月踏上了齊魯大地，開始了三個月的調查。
他對山東的礦產、物產、交通、港口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調查，尤其對媒炭資源描述甚詳，透過考查得出以下結論：山東地區極為富庶，有可供使用的豐富資源和大量廉價勞動力，並且有位置優越的可供作軍港和商港的膠州灣。
於是就有了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
修鐵路，要佔用耕地，甚至會透過墳地，經常和當地民眾發生糾紛。
這種矛盾到高密時形成了總暴發。
高密地形南高北低。北部本就常鬧澇災。
如果在東西方向再修一條鐵路，無疑是築了一條攔水壩，北部的水就更無法排了。
當地的村民要求多修幾座大橋能夠洩洪，但德國鐵路公司因為增加投資而不接受。
雙方矛盾因為發生幾次流血事件而越演越烈。
對德國人修築膠濟鐵路和山東高密民眾的衝突，為簡化起見我們不妨稱其為高密事件。
高密事件是很複雜的，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
德國人修膠濟鐵路有對中國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的背景，也是一種投資行為。這條鐵路的修築，有貧弱國家受欺辱的成分，也有受益的方面。毫無疑問，鐵路建成了，會帶來交通的便捷。
有人計算過，如果兩個人從濟南往青島人背肩扛運糧，到青島後有百分之八十會被二個人吃掉，更不要計算投入的人工等費用了。
而通了火車，肯定是大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