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道松錦大戰顧名思義，雙方發生戰爭的主戰場就是錦州和松山兩地，這場戰役發生在明崇禎十三年至十五年（即公元一六四零年至一六四二年），清崇德五年至崇德七年。雙方各投入十萬多萬兵馬，這場戰役也決定了雙方各自的命運。松錦大戰距離寧遠大捷已過去十年，那麼這期間雙方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寧遠一戰後金失敗，努爾哈赤在當年的八月就不幸身亡，大汗一死後金不能沒有領導，豈不是群龍無首。於是在眾人的擁護下四大貝勒組成的聯合執政府，被稱為‘四尊佛’。那麼在四大貝勒當中，地位、威望、人品最高的莫屬皇太極。於天啟七年又一次發動了對明朝寧遠的進攻，第一；皇太極恨死了袁崇煥，恨不得吃爾之肉，喝爾之血。第二就是確立在後金八旗當中的領導地位。
皇太極也行可謂不小，自打努爾哈赤死後，這幾位貝勒明爭暗鬥，誰也不服誰，都不想寄人籬下。皇太極更是對這把皇位窺視許久，每常暗想：“皇阿瑪已離世，要是按照排位接班的話，輪也輪不到我的頭上，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五毒不狠非丈夫，我不動手反被他害。”
那麼必須確立自己的地位，只好發動了寧遠二次大戰，結果呢？久攻不下，在錦州與寧遠兩處皆失利，史稱‘寧錦大捷’，這裡不做重點介紹。
皇太極掌握大權之後，現在整個八旗當中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這皇位必須得坐穩坐牢，有不服自己的政敵必須乾死，若有搞顏色革命的必須扼殺在搖籃裡。
皇太極審時度勢，認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極為不利，四面受敵，於是選擇用武力解決這一切。
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由於多次對外掠奪，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繼承了汗位，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提高漢權。
先後對朝鮮、蒙古多次用兵，不服就收拾你們，蒙古長期處於分裂狀態，而朝鮮更是窩囊廢一個，這兩家根部就打過後金，不得已拱手稱臣。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皇太極具有他父親那種野心。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努爾哈赤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政策。他認為要戰勝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鮮，這既可以解除後顧之懮，又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共同對付明朝。天聰元年一月，皇太極不宣而戰，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人，率三萬大軍入侵朝鮮，迫使朝鮮簽訂《江都和約》。166年，皇太極又以朝鮮“屢敗盟誓”，“助明害我”為由，親率十萬大軍入侵朝鮮，包圍南漢山城。國王李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瀋陽為人質。對蒙古，皇太極採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與察哈爾林丹汗不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天聰二年，達成共同征討林丹汗的協議。經過幾次征戰，林丹汗勢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灘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一萬人渡黃河西進，至托里圖，俘獲了林丹汗子額哲及其部眾一千餘戶，統一了漠南蒙古。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援和效忠。
統一漠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瀋陽，西征林丹汗，適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徵諭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比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裡克、伊蘇忒、扎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皇太極諭：“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徵，先期諭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眾，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意，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至於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扎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並不思仗朕之力以復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各貝勒皆叩首受命。這次訓諭，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徵，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裡(從瀋陽算起)。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於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諭部眾，棄本土而奔，遣入赴歸化城(今年蒙呼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極知悉此情，諭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及巴林、扎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嶽託、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袞、多鐸、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財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裡，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
另外，皇太極早就下定決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父皇未完成的遺願，那就是入主中原。
這得說明皇太極不僅在軍事上頗有才能，在治國方面那也是天才，在這一點上要比他的父親努爾哈赤強上許多。
在治國方面皇太極具有與時俱進、超英趕美的思想理念，始終走在改革浪潮的前端和‘前列腺’上。他一系列別具一格的創舉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為子孫後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咱們舉個例子，比如說將國號由大金改為大清，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帝制王朝，改國號不是開玩笑的，你以為做買賣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換個幌子就開張，這可不是那麼簡單的。國號那可是決定將來整個王朝命運的大事，這足以證明皇太極對自己王朝將來的命運充滿自信。
再有，組建內閣和督察院、六部等等，完全學習漢人的政治體系，不僅學習漢人的生活習慣，還不斷提高自己地盤上漢人的地位，不在歧視和屠戮漢人，保持漢人的平等地位，使漢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有著安全保證和自信感。他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強調滿洲、蒙古、漢人之間的關係“譬諸五味，調劑貴得其宜”。他決定：漢人壯丁，分屯別居；漢族降人，編為民戶；善待逃人，放寬懲治——“民皆大悅，逃者皆止”。
不僅對漢人提高地位，對漢族官員也大大提高在朝的地位，漢官原從屬滿洲大臣，自己的馬不能騎，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員病故，妻子要給貝勒家為奴。皇太極優禮漢官，以此作為籠絡漢族上層人物的一項重要政策。對歸降的漢官給予田地，分配馬匹，進行賞賜，委任官職。皇太極重用漢官，范文程是一個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參與軍政大計。每逢議事，總問：“範章京知道嗎？”遇有奏事不當之處，總是說：“為什麼不和範章京商量呢？”大家說：“範章京也這麼說。”太宗就認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宮裡進食，看著滿桌佳餚美味，想起老父親，停箸不食。太宗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這桌酒席快馬送到范文程家裡。後來，范文程做到內秘院大學士，這是清朝漢人任相之始。
另外將自己的建州部改為滿洲，去除女真民族這個名字，改為滿族，成為中國大家庭裡的新成員。
那麼國家、民族、文字以及官僚體系都得以完善，最後一步就該發展生產了，搞封建社會的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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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奴隸制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後金社會動盪不安。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御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用漢官管理，使大量漢族奴隸取得了”“民戶”地位，成為後金政權下的個體農民。
天聰五年，皇太極頒佈《離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拓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姦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制申訴等罪，許奴僕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制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僕爭取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復興築，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看來皇太極不僅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改革家，還是一位準經濟學家和教育專家。在短短幾年內國家GDP連續增長，糧食做到自給自足，與此同時還不斷派軍隊越過長城，直抵大明中原內地去掠奪物資、人畜等，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精神需要，國家富裕，咱們老百姓腰包裡也得是鼓的。
透過幾年的對內發展和對外掠奪，清朝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那真是威震一方無不服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