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首席辯護律師威廉·凱立在他的開場白中針對錄像帶的內容反駁道：“請注意，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伍其達在這所法庭上被起訴的罪名是謀殺，而不是撕破什麼人的衣服。”“你們在那盤錄像帶裡可以看到這樣或那樣的鏡頭，但有一點你們始終沒有看到，就是謀殺。”
接下來的三個月裡，雙方各用了大約一半的時間傳喚證人，提交證據，闡述自己的案子。被告方辯護的立足點仍然是，一切都是萊鈉德·勒克幹的，他才是本案的真兇，而伍其達只不過有時候在現場而已。其間，1999年1月18日，伍其達在法庭上表示，如果公訴方放棄交叉提問，他將為自己出庭作證。約翰·瑞恩法官理所當然地駁回了這一荒唐的要求。
1月5日，被告方聽證結束後，伍其達交給他的辯護律師路易斯·卡拉普一封信，並要他當庭宣讀。伍其達在信中堅持要求法庭撤換他的律師，被法官駁回。
1月6日，公訴方在其總結性發言中第三次播放了“卡茜/白蘭達”錄像帶，並一一回顧了他們向法庭提交的證據和證詞。霞琳·翰納珈強調指出，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法律，所有參與策劃或實施同一案子的案犯，不管每個人的具體作為如何，都應被視為犯有同樣的罪行。她說，從錄像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人和萊鈉德·勒克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的程度，使他們可以對著攝像機鏡頭，並當著一位被害者的面，承認另一樁謀殺。”“被告人和萊鈉德·勒克均涉嫌這1起人命案。無論是他們中的哪一位扣動的扳機，在法律的眼中，兩名案犯都同等的有罪。”
1月7日，被告方律師在陪審席前擺好了姿勢，正準備開始他們的總結性發言，伍其達再次要求更換律師。被法官約翰·瑞恩駁回後，他隨即寫了一張字條，讓法警轉呈法官。瑞恩法官閱畢擊槌休庭，把伍其達帶到了他的辦公室。
復庭後，約翰·瑞恩回到法官席上坐定，向陪審團宣佈了一個意外的臨時決定：允許伍其達到證人席上作證。
事後，伍其達的首席辯護律師威廉·凱立對記者說：“不管我們怎麼認為，也不管他出庭作證的後果如何，總而言之，這是憲法賦予他的權利。”
1月8日，伍其達走上證人席，開始了他長達三天的自我辯護。引導他作證的是他的律師路易斯·卡拉普。
伍其達說：“我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一個標準，或者說，有一條界限。簡單地講，一些嚴重的犯罪行為，比如說，殺人，我是絕對不會幹的。”
“自從我被捕以來，媒體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經認定……這個傢伙不可能是無辜的。”
“有一天，萊鈉德找到我說，要我幫他做點事……”
伍其達接下來解釋道，第一件，從達勃斯家搬兩袋東西，第二件，掩埋隆尼·邦德和羅賓·斯達立的屍體。萊鈉德告訴他，隆尼·邦德在搞毒品，他若是不把他們殺了，遲早有一天會招來警察。
“隆尼·邦德的屍體藏在陽臺底下，萊鈉德要我給他戴上手銬，在嘴裡塞一個橡皮口銜，再裝進睡袋裡。萊鈉德想讓他們看上去像是被販毒黑幫殺的。”
路易斯·卡拉普問：“你知道他在山裡埋藏東西嗎？”
“那是他核戰爭生存計劃中的一部分，”伍其達說，“他覺得埋在地底下更保險。”
“你知道他在這裡面監禁**隸嗎？”路易斯向陪審員們出示了一張鋼筋水泥地堡的照片。
“不知道。他只說這是用於防範核戰爭，保護他自己和他的貴重物品。”
“你知道一些女子被像囚犯一樣關押在這裡面嗎？”
“我記得他說過裡面有一間密室。但那是他的地盤，他的私人空間。他從沒讓我進去過。”
接著是公訴方交叉取證。
霞琳·翰納珈：“如果我告訴你，地堡密室的‘單面窗’上有你的指紋，你有什麼話說？”
伍其達：“我不記得進去過。”
霞琳·翰納珈再次把“卡茜/白蘭達”錄像帶插入放像機，螢幕上出現了白蘭達·敖康儂戴著手銬坐在椅子上的畫面。霞琳又舉起兩張隆尼·邦德和羅賓·斯達立屍體的照片，“你看到了這兩具屍體，你難道不認為萊鈉德·勒克會殺害這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嗎？”
“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她的丈夫和朋友。”
當螢幕上的伍其達說“你可以哭鬧叫喊，或掙扎反抗，就像別的有些人那樣”時，霞琳·翰納珈輕輕地按下“暫停”鍵，將畫面定格。她問：“你說‘別的有些人’是什麼意思？”
“根本就沒有‘別的有些人’，我當時不過是隨口編瞎話唬她。”
“你為什麼要撕掉她的胸罩，還說‘你的一切都是我們的’？”
“我只是想討好萊鈉德，因為萊鈉德恨她。”
“你姦汙過她嗎？”
“我本來是想和她zuo愛，但是我做不到，我很同情她的處境。說實話，我真的很懊悔做了這些事。”
伍其達指指電視屏幕，“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完全失去了獨立判斷的能力，被萊鈉德牽著鼻子跑。我後悔不該答應給萊鈉德幫忙。我對他說這一切太過分了，我不希望自己捲進這樣的麻煩中。”
“那麼，為什麼六個星期之後，你還和他在一起偷一隻75美元的臺鉗？”
霞琳·翰納珈拿過一沓漫畫請陪審員們傳閱，那都是伍其達當年在卡爾嘉利監獄裡畫的，一共有150多張，其內容與畫面都是暴力殺人的，十分殘酷，令人髮指。
伍其達說：“我完全可以向你們解釋這些漫畫，所有的畫面都是想象的，一點兒也沒有真實的成分。當時在卡爾嘉利監獄，那裡的犯人們管我叫‘劊子手’、‘強X犯’，因為報紙上就是這麼說的。我不過是根據媒體對我的指責畫了這些漫畫。”
霞琳·翰納珈又向陪審員們出示了一張伍其達在卡爾嘉利監獄牢房裡的照片，背景的牆上除了各種漫畫外，還有幾行大字：“沒有槍就沒有樂趣（Nogun，nofun）”，“沒有殺戮就沒有刺激（Nokill，nothrill）”。
伍其達說：“這是當年在海軍陸戰隊的時候，長官們總是教導我們‘沒有痛苦就沒有收穫（Nopain，nogain）’，後來我們就編出了這些順口溜。”
當律師問及他與萊鈉德·勒克和柯拉拉·勃拉茲的關係時，伍其達說：“我和他們比和我的在香港的生身父母更親近。我知道我的家人們很愛我，總是試圖送我進最好的學校，但是說實話，我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交流和感情，或者至少，他們不懂得如何與我溝通，如何表達關愛和親情。當我遇到萊鈉德和柯拉拉時，我終於有了一種歸宿感，他們更像是我的親人……萊鈉德是唯一的我可以向他敞開心扉的人……我之所以做了那麼多違心的事，只是因為我無法拒絕他。”
霞琳·翰納珈用信任的目光掃過1名陪審團成員，開始了她的第二次總結性發言。
“誰也不能指責伍其達？一切都是另一個人的錯？”霞琳·翰納珈指著電視屏幕上正在無聲地播放著的“卡茜/白蘭達”錄影，“這些真實的畫面比被告在證人席上的證詞更能說明一切。”
“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都已經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了，這些明確無誤的語言，這些明確無誤的證據，傳達了明確無誤的資訊。而被告人伍其達對這一切根本就給不出一個明確無誤的解釋。”
“你們要回答的問題是，被告人是否涉嫌這1樁謀殺？我想，答案是明確無誤的。”
路易斯·卡拉普在被告方的總結發言中說：“伍其達確實涉嫌綁架和迫害某些被害人，但沒有證據證明他知道萊鈉德·勒克將要加害於他們，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具體地參與了謀殺的行動。”
當提到那盤錄像帶時，路易斯說：“事實往往並不像它所表現出的那樣。”
最後，伍其達的首席辯護律師威廉·凱立向陪審團指出：“你們可以不喜歡我的委託人，但在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時，你們必須把個人的好惡放在一邊。伍其達是否謀殺或參與謀殺了這1名被害者？我相信，你們將會得出否定的結論。”
月8日，1名陪審團成員進入審議室。
經過9天的審議，1999年月4日，陪審團向法庭送回了1項指控中的11項“有罪”裁決：伍其達涉嫌謀殺六男三女及兩名幼童的罪行成立。
唯一有爭議的是關於保羅·卡司能一案。不少陪審員接受了被告方在法庭辯論中的陳述，認為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當謀殺發生時，伍其達確實在犯罪現場，即那輛青銅色本田普利路德轎車中。
同年6月0日，法官約翰·瑞恩宣佈，判處被告人伍其達死刑。
目前，伍其達被關押在聖昆丁加利福尼亞州立監獄的死囚牢裡。
在1999年以前的14年裡，加利福尼亞州各級政府填進“伍其達案”這個無底洞裡的稅收款，以及聯邦調查局從國庫中動用的資金，共計高達近100萬美元，其中花費最多的一年為0萬。這還不包括加拿大方面的開銷。
1999年10月日，經法醫波義德·司狄文博士提議，卡拉沃若警署和舊金山警署有關部門聯合在聖安佐斯陵園舉行了藍山路遇難者悼念儀式。按照司狄文博士的設想，這應該是一個不事張揚的、肅穆而寧靜的儀式，70多封請柬只寄給了被害人家屬及本案的主要辦案人員和一些證人等。
在前排就座的有當年最早著手此案的女警官艾琳·布魯恩，此時她已是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拄著柺杖由孫女陪伴著到達殯儀館。與她同行的還有湯姆·埃森曼，他也已56歲，兩鬢斑白。
75歲高齡的原ACE五金木材店店員約恩·凱爾斯是由一名警員專程開車送來的。其他的與會者還有丹尼爾·崴特、約瑟夫·羅丹、巴勃·邦寧，以及達勃斯家的鄰居芭芭拉等等。
公訴人霞琳·翰納珈也收到了請柬，她因病住院不能出席，託人捎來一隻碩大的花圈。
但對另一些人而言，這一天無疑來得太晚了。克勞德·巴拉迪署長和法醫泰利·派克博士等已在這漫長的14年裡相繼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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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沃若警署出資9000美元買下了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請當地一位詩人撰寫的：
在威士維爾的山林裡
我們找到了你們——
失去的親人們。
你們的肉體
在黑暗的地獄裡死去，
但你們的靈魂
將在光明的天國中永生。
安息吧！
謹獻給：
1984-1985
威士維爾大規模系列謀殺案的受害者們。
06人世與墳墓之間
1985年6月8日，星期六，得克薩斯州堪博諾城。
傍晚時分，人們看見幾名警員用黃色警戒線圍定貝蒂·露·彼茨家的園子，連同附近的街區都圈了進去。一輛大型平板卡車拉來一臺推土機，消防隊也送來了超強照明系統。不久，大隊警察開到，連帶捎來了無數的記者。
圍觀的人群議論紛紛。貝蒂的近鄰們以知情者的口吻告訴眾人，警方是要挖開前院那座井式花壇，因為那底下可能埋著貝蒂的第五位丈夫季米·彼茨。
指揮這場挖掘的是翰德森地區警署警探長裡克·魯斯和地區檢察長辦公室首席偵探邁可·奧伯林。這天下午，他們剛剛獲得傑克·荷蘭法官簽署的搜查令。與人們——包括參戰人員、現場記者和圍觀群眾——的興奮相反，他倆的心裡更多的是擔憂。這張搜查令可謂來之不易，沒有人證，沒有物證，他們用以說服傑克·荷蘭的只有傳聞。況且挖掘和一般意義上的搜查畢竟不是一碼事，倘若井式花壇下面沒有屍體，法官肯定饒不了他們。
裡克·魯斯已經三天沒閤眼了，他一直在找人談話，整理錄音，核實證詞。儘管如此，他仍然不需要咖啡因之類的玩意兒提神，用他自嘲的說法：“狩獵的狗不會感覺到身上的蝨子。”警署的秘書打趣他說：“別忘了給老婆留張照片，否則她都不記得你的模樣了。”
此刻，裡克·魯斯無奈地對邁可·奧伯林揮揮手：“得，開弓沒有回頭箭，咱們動手吧。”
貝蒂家坐落於雪松湖畔的紅崖環路，佔地半英畝，合000多平方米，四周圍沒有緊鄰的街坊。其實這個家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房子，不過是一輛長70英尺(約1米)的大號房車，也叫拖車式活動住房，停放在一片林間空地。房車四周種滿了各色花草，前面便是那座井式花壇，後院還有一棟作貯藏室用的小木屋。園子的一側緊靠一條流入雪松湖的小溪，園內一條曲曲彎彎的小徑通往湖邊。
兩天前的夜半時分，一場神秘的大火燒掉了半個活動住房。從那時起，就有值班警員4小時監視這一片園子。
待推土機削掉井式花壇上半部的木圍牆後，現場人員開始在剩下的兩英尺高的磚基內挖掘。這是一種考古工作者式的挖掘。警員們戴著手套小心翼翼地刨掉潮溼的紅褐色泥土，不時用刷子或小掃帚刷淨小石子或碎磚上的土層以看個究竟。警署攝影師不停地按著快門，速記員在筆記本上迅速記下所有的發現和每張照片的文字說明。
約摸1英尺深處，警員們的手指透過手套觸控到了布一樣的東西，那是一條野營睡袋。儘管經過了將近兩年泥水的浸泡和腐蝕，仍然能依稀辨認出外藍內紅的顏色。
專程從60英里以外的達拉斯趕來的法醫查爾斯·林奇半跪在開啟的睡袋前。已經變成深褐色的骨架的形狀使人不難想象出，當年死者在睡袋中像嬰兒一樣蜷縮成一團，顯然是在屍體僵硬之前就入土的。幾綹棕色的頭髮還貼掛在顱骨上，原先屬於鼻子的地方仍殘留著已經腐爛的肌膚，還有那兩排森森的牙齒和牙床，使那張骷髏臉龐掛上了一絲令人怵然的微笑。
查爾斯·林奇端詳良久，他指著左眼上方一個圓圓的小洞，輕輕地吐出兩個字：“彈孔。”
幾天後，法醫的驗屍結果證實，這確實是46歲的季米·唐·彼茨的遺骨。
貝蒂一生中結過七次婚，前後有過五位丈夫。她的全名應該是貝蒂·露·唐納凡·布蘭遜·朗恩·斯諾科·巴克·彼茨。
貝蒂生於197年月1日，最早的名字叫貝蒂·露·唐納凡。5歲以前，她和父母哥哥住在北卡羅來納州“菸草區”的一個小村子裡。那裡有一家很大的菸草公司，附近的農田都種上了菸葉。在貝蒂童年的記憶裡，她幾乎沒有吃過牛奶和新鮮蔬菜。破舊不堪沒有暖氣的住房使貝蒂整個冬天都在感冒發燒。掙扎在貧困中的貝蒂十分嚮往另一種生活，那是農閒時去有錢人家做傭人的母親向她描述的一個鋪滿天鵝絨的世界。多年後，當她有了自己的房子，即那輛房車時，貝蒂居然能夠於凌亂擁擠中挪出一個角落，在那裡放上一張鋪了厚重的藍色天鵝絨桌布的小圓桌，再擺上一隻花瓶和常年的鮮花。
後來，唐納凡家搬到了弗吉尼亞州的丹維爾，貝蒂的父母在一個棉花廠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終於住進了帶暖氣的房子。那年冬天貝蒂出麻疹，連續的高燒使她雙耳失聰，聽力減退，並嚴重地影響了她後來在學校的成績，以致四年級時貝蒂留級一年。
貝蒂8歲那年，母親生下了弟弟基米，兩年後，妹妹吉蒂也相繼出世。又過了四年，沒有任何先兆，母親突然神經失常。不久，父親開始酗酒。
這一連串的變故使貝蒂再也不願意在家裡呆下去了。所以當15歲的她遇到18歲的羅勃特·弗蘭克林·布蘭遜時，便毫不猶豫地把自己嫁了出去。那時她剛唸完九年級（初三）。
一年後，生下大女兒費怡不久，布蘭遜家那個幸福溫柔的新娘便沒有了，代替她的是一個永遠牢騷滿腹，永遠怒氣衝衝的女人。特別當貝蒂看見她以前的同窗好友們依然進出於舞廳影院，穿梭於派對球賽，在為早逝的青春感嘆之餘，便把一肚子的怨氣都潑到了丈夫身上。為了討太太歡心，羅勃特離開他原先工作的拉鍊廠，到船塢找了一份重體力高工資的活兒。然而，這還是沒能拴住貝蒂的心，這對年輕夫妻很快就分居了。
帶著女兒回到孃家的貝蒂終日心情煩悶，她只知道她失去了什麼，卻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麼。六個月後的一天，貝蒂吞下兩瓶安眠藥，但自殺未遂。娘家人趕緊通知女婿把貝蒂領走。
第二年，二女兒康妮出世，羅勃特也在得克薩斯州找到一份建築業的工作，於是舉家遷到達拉斯東南郊的莫司奎特。在這裡，布蘭遜家迅速擴大，四個孩子接踵而至：1959年，三女兒雪莉，196年，四女兒斐麗，1964年，大兒子小羅勃特，暱稱羅賓，1966年，小兒子波比。
這時的貝蒂才不過9歲，仍稱得上面容姣好，特別是她的腰身，一點兒也看不出生育過六個孩子。貝蒂把最大的兩個女兒訓練成家裡的小保姆，自己則越來越頻繁地外出取樂。終於，在多次警告之後，1969年的一天，羅勃特·布蘭遜正式提出離婚，不久便與一位年輕女人組成了新的家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