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終於登上了蒙古帝國的汗位，可是，他是第一個沒有經過忽裡臺大會選舉的大汗，因此，從蒙古的傳統習慣上講，合法性就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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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忽必烈打破了草原上過去的傳統，使蒙古帝國真正走向分裂。因此有人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蒙古帝國的罪人。
忽必烈在漢地採用漢法，重用漢人，很多保守的草原貴族，一點都不喜歡他。鉤考局事件，阿藍答兒等人得罪了忽必烈，他們知道，如果忽必烈即位，肯定沒有他們什麼好果子吃，於是就按草原的習慣，準備推舉阿里不哥即汗位。
“至是，阿藍答兒恐世祖追論其罪，乃與渾都海、脫火思、脫裡赤等謀立阿里不哥。”
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年）三月即帝位，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於和林稱汗。阿里不哥之所以沒有馬上即汗位，其實更多的是因為他準備按蒙古的傳統，召開忽裡臺大會後再進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是老忽違規在先。
蒙哥即位，殺了很多蒙古功勳，這些人的後代或親人肯定心懷怨恨，窩闊臺系和察合臺系也同樣心懷不滿，於是，推波助瀾的、把水攪混的就大有人在。由於老忽顯得更精明，在他的手下怕是不太好混，所以很多蒙古貴族都擁護阿里不哥。
“太宗後王海都，憲宗后王阿速帶、玉龍答失、昔裡吉，察合臺后王阿魯忽，曲裡堅子阿而喀臺，旭烈兀子出木哈兒等及拔都母庫託克臺可敦皆附之。”
窩闊臺的孫子海都，就是這個時候參與進來反對老忽的，而且他一參與，就矢志不渝地幹了一生。察合臺的後人、蒙哥的兒子們也多反對忽必烈，這應該算正常，但連和他關係非常好的旭烈兀的兒子、以及拔都家的老太太都反對他，老忽做人做的好象是不咋地。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間的汗位之爭，持續了五年，一直到了至元元年（1265年），他才迫使阿里不哥投降。
（阿里不哥）至元元年正月，遣使乞降。帝預敕近邊，和糴以餉其眾。秋七月庚子，阿里不哥與玉龍答失、阿速帶、昔裡吉至京師，入謁。帝熟視無言，既而哭，阿里不哥亦哭。帝曰：“試據理言之，我兄弟二人孰應嗣大位。”阿里不哥曰：“昔日我為是，今日汗為是耳。”
老忽也的確不地道，這個哭，太像貓哭耗子。人家都投降了，他還強人所難地問：你說究竟應當誰當大汗？阿里不哥比不上劉阿斗會裝傻，來了個實話實說：以前應當是我，現在只能是大汗你了。這不是找不自在嗎？
兩年後，至元三年，阿里不哥卒於大都。到底他是因為什麼死的，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忽必烈的行為，使得蒙古帝國的分裂，從臺下走向表面。同時，他也給他的對手們，留下了叛亂的藉口，這個麻煩，到他死，都沒有解決。只要有人挑個頭，草原上立刻就有大批的人起來造反，每次都如此。
蒙哥的兒子昔裡吉，先跟從阿里不哥投降，老忽原諒了他。但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秋天，忽必烈滅宋的關鍵時刻又開始造反，草原上立刻又狼煙四起，差點就讓他的滅宋大計泡湯。
但忽必烈即位，的確儒生們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另一個漢臣商挺，在這個過程中也曾給了他重要的提示。
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言，以防奸偽。”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凡敗大事。”速遣使至軍中立約。至是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
這確實很重要，因為這避免了忽必烈的軍權被奪。在開平，廉希憲、商挺等人，更力勸老忽：“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
等到了忽必烈即位，“阿里不哥叛，徵柔入衛，至盧朐河，復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人衛京師，以子宏慶為質子。”
老忽心裡有鬼，連蒙古軍都有點不敢完全信任了，竟然還要漢軍來保駕。由此也可以看出，張家這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經變得很重要。完全可以說，這個時候，他和漢臣、儒生處於蜜月期。可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忽必烈因蒙古貴族對他的不滿，登汗位之初，處境是極為艱難的。一邊是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另一邊內政也急需進行整頓。而南面，還有一個宋帝國。
開慶之役，嚴格來說，蒙古帝國的全面進攻是失敗的，元史說是什麼“殺傷甚眾”、“所向克捷”，但實際是宋軍給予了蒙古軍隊以沉重打擊。
在鄂州，“庚戌，圍城。帝謂張柔曰：‘吾猶獵者，不能禽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破圈取之可也。’柔作鵝車洞火其城，別遣勇士先登，城垂克。會宋將高達來援，引兵入，復堅守不下。”
事實是什麼？攻城沒攻下，敗了。
在潭州，蒙古人同樣並沒有取勝。“蒙古兀良合臺攻潭州甚急，帥臣向士璧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鬥弩射，朝夕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眾覘之，遇於南嶽市，大戰，卻之。”
東的少傅張世傑，這個時候也開始露出頭角，“張世傑遇蒙古兵於草坪，奪還所俘。乙酉，加環衛官。”嘿嘿，就是不知道假如他遇到張柔會怎樣？
即使是元史中為老忽歌功的、所謂的獲得了宋的歲幣，也是清湯稀飯，沒有乾貨。《續資治通鑑》記載：
（忽必烈）乃發牛頭山，聲言直趨臨安，賈似道大懼。會合州王堅遣阮思聰掉急流以蒙古主訃聞，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請和，願請行人會議。趙璧請行，忽必烈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
璧行時，忽必烈戒之曰：“汝登城，必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至是，適見其軍中旗動，乃曰：“俟它日複議之。”遂歸。
這和元史《列傳趙璧》中是一模一樣。議都沒有議定，又何來的輸錢帛。因此，所謂得到歲幣，也就是宣傳，給老忽貼金。
宋軍在合州、潭州、鄂州等地的頑強反擊，甚至以後在忽必烈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些陰影。
（至元）十年，拜（姚樞）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伯顏既渡江，遣使奏事至。世祖夜召見樞。憂形於色，曰："昔朕濟江，而家難作。今伯顏雖濟江，天意與否，尚未可知。宋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所有事宜，可書以進。"
由此可見，忽必烈的心中，對征服江南是沒有把握的。可是，堅定其心、給老忽出謀劃策的，恰恰就是這些儒生和漢人。
除了叛將劉整在徵宋之前，如此說老忽：“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為正統。”
哪個姚樞針對忽必烈的擔憂，進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逾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逾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
我們從來不是被別人打敗的，能夠擊敗我們的，是自己人。
面對即位之初的內憂外患，忽必烈不可能再四處樹敵，他必須緩和與宋的關係，甚至主動妥協，以便騰出力量來應付“汗位之爭”。而在當時，為防止宋乘隙進軍，在宋蒙邊界上，北元還駐有重兵。
《元史》記載：會憲宗崩，世祖以霸都魯總軍留戍，輕騎先還。
“世祖北還，使（張柔）統諸軍以俟後命。”
因此，這個時候，宋帝國牽制了忽必烈許多的力量，北元帝國的形勢是腹背受敵，他的謀士們深以為憂。
謀士廉希憲進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敕諸軍北歸”。
郝經上書：“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四川自cd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穎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至邳、徐、沂、海並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
和這些人相比，董文柄頂了個北元第一漢奸的帽子，但為什麼這些替別人出謀劃策的傢伙，沒有背上罵名，反而董文柄這個武將頂上了呢？就因為他們是儒生？在我們長達幾千年的歷史裡面，怕是還有些更深的東西吧。
中統元年四月，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個月，立刻派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攜國書出使南宋，主動向宋謀和。
對手的困頓，即為吾之機會，但可惜的是，我們的帝國還沉浸在西湖歌舞幾時休的景象裡。
郝經使宋，在儒生們的渲染下，算是元史中傳奇的事件之一。但他的這個出使，引發了北元帝國的另一個矛盾，除了蒙古人的分裂，北元帝國的又一裂縫也顯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