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對於吳川來說，這等簡略的組織架構，在他的時代不過是司空見慣的一種組織方式。正因為太過常見，反而讓人對這樣的基層組織變得熟視無睹，即便找個中學生出來，都能似是而非的說上幾句。
但是對於康斯坦丁和佩奇來說，吳川眼中極為簡略的組織架構和組織工作方式，都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頭腦中的認知。畢竟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政黨，除了社會民主工黨和社會革命黨之外，其他黨團都處於一種混亂而無約束力的鬆散形式。
後世資本主義社會聲名遠播的童子軍組織，這一組織的創始人英國退役軍官羅伯特·貝登堡，前年也才剛剛出版《少年警探》這一手冊，並在英國地方成立了第一支童子軍。集體主義精神，團隊協助的模式，在這一時代才剛剛萌芽而已。
而吳川眼中流於形式的少先隊、共青團和學生會，在過去的百餘年裡，都是共產主義最基層的組織。這些組織的架構和運作方式，並不是某些天才拍著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同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和封建宗族進行殊死搏鬥，用無數先烈的鮮血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
對於和平環境下長大的吳川來說，這些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似乎已經跟不上社會環境的變化了。但是對於康斯坦丁和佩奇來說，他們很能夠理解這樣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會給猶太人的組織帶去多少有益的教訓。
特別是生活在俄國這樣專制政權下的猶太人，康斯坦丁對於吳川所說的組織內部的安全保衛部門，更是充滿了興趣。在他看來，如果有了這樣一個部門，那麼猶太組織的安全性將會獲得成倍的提升，那些沙皇政府的密探和告密者，將只能在組織的外圍中轉悠，永遠都無法深入到組織的核心中。
對於金茲堡家族來說，沒有比這個更為急需的了。歐洲各國的一些猶太富豪們固然願意伸手幫助自己的民族，但是他們並不願意和本國政府發生衝突。如果幫助底層猶太人會牽連到自身，那麼這些人只會對底層猶太人的遭遇裝聾作啞。
此前俄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都爆發過針對中下階層猶太人的迫害行動，但是除了一些猶太富豪站出來試圖營救自己的同胞之外，更多的猶太富豪卻採取了置身事外的態度，說到底便是擔心本國民眾把怒火轉移到他們身上，於是採取了進一步討好本國統治者的姿態。
1905年俄國政府煽動民眾對猶太人進行迫害時，弗拉基米爾的父親G·金茲堡組織和領導了受害者救援委員會，以幫助那些無辜受到迫害的俄國南方猶太人。但是，更多的俄國富商卻選擇了對此不聞不問，他們便是擔心反猶風潮會刮到自己身上。
金茲堡家族雖然結束了在俄國開設的銀行事業，但是作為一個橫跨德、俄、英三國的跨國金融事業家族，這一家族在歐洲的金融界依然有著不小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俄國金融業有著重要的影響力。這也是G·金茲堡能夠冒著被沙皇政府問罪的風險，向俄國受迫害猶太人伸出援手的底氣。
不過，作為這一家族數代的附庸，康斯坦丁同樣清楚俄國政府對於金茲堡家族財富的垂涎，這才使得金茲堡家族從20年前開始，一直都在縮小在俄國的經營業務，並將財富擴散到其他行業中去。到了弗拉基米爾主持家族事務的時候，金茲堡家族在慈善和社會活動上的聲望已經開始超過了身為銀行家的名聲。
雖然這些聲望給了金茲堡家族一些保護，但是康斯坦丁並不認為，一旦沙皇政府抓到了金茲堡家族和猶太反沙皇組織之間的聯絡後，對方會不對金茲堡家族下手。所以，家族一直謹小慎微的活動著，唯恐讓沙皇的密探抓住把柄。
但是現在有了吳川描述的組織架構和安全保衛措施，康斯坦丁立刻意識到，這一方法對於金茲堡家族和猶太復國組織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一個設想。所以他才會，不厭其煩的追問有關方面的細節，從而在邏輯上驗證這些設想的可行性。
佩奇聽到這些關於組織的設想後，雖然有些驚訝但並不像康斯坦丁那麼的急迫，畢竟美國的反猶情緒並沒有歐洲這麼強烈。他倒是沒想到，吳川在組織上還有著這麼深刻的見解，他覺得自己對吳川的重視程度還是有些估計不足。
不過即便佩奇也很想瞭解更多關於組織方面的細節問題，但他也還是認為這一次的談話該結束了，康斯坦丁從這場談話中得到的東西已經超過了金茲堡家族將要付出的代價，作為一個猶太人，他還是很尊崇等價交換的原則的。
雖然大家都是猶太人的一員，但他同俄國猶太組織可沒多大關係，他可是隸屬於美國猶太組織的成員。因此自然也就不會太過偏袒康斯坦丁，任由他憑空掏幹吳川肚子裡的存貨，這本應該是屬於美國猶太組織的知識。
因此在康斯坦丁越問越深入的時候，佩奇適時的出聲打斷了他的問話說道：“薩爾諾夫先生，時間已經不早了，我想閒聊也應該結束了。對比起您的興趣，我相信吳更擔心他的身份證明問題，您能否談談這個問題，也好讓吳安穩的睡個好覺。”
其實吳川除了剛穿越到這個時空時憂鬱了幾晚，之後便乾脆破罐子破摔，打著混上一天是一天的主義，因此倒也天天能夠落枕就睡。不過他並沒有拒絕佩奇代他向康斯坦丁的詢問，畢竟身份問題也的確是他所關心的，沒有一份身份證明，他連火車票都買不了。
看到吳川住口向自己望來的目光，康斯坦丁心裡對於佩奇打斷談話還是有些不快的。不過他也知道，要想從這位中國人身上獲得更多這方面的知識，那麼先讓對方安心和信任自己還是必要的。
不過在和吳川談話之後，康斯坦丁已經不打算將原來定好的方案拿出來了。到了這個時候，他也終於認同了佩奇對弗拉基米爾先生的說法，那就是吳川和他的老師豪斯教授的確是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相當重要。
既然這一對師徒這麼重要，在教授下落不明時，就更不應該讓吳川脫離他們的掌握了。金茲堡家族在歐洲是有著不小的影響力，但在美國就沒什麼名望了。給對方弄一份美國的身份證明，不就等於是把魚放進了大海，今後他們就再也掌握不住這條魚了麼。
因此在短暫的沉思之後，康斯坦丁面露為難的向吳川說道：“雖然伯爵先生同美國公使的私人關系不錯，但想要讓對方簽發您的身份證明，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吳川有些意外的看向了佩奇，而佩奇也沉下了臉，對著康斯坦丁說道：“薩爾諾夫先生，您是在和我們開玩笑嗎？中午的時候，您好像並不是這麼說…”
康斯坦丁苦笑著回道：“中午的時候，我也只是說要盡力而為，並沒有向您打包票啊。其實這得怪你們自己啊，如果你們沒有向美國公使館報告豪斯教授失蹤的事，那麼吳的身份證明甚至不需要伯爵出面，開普蘭先生您自己就能辦到。
但是現在，先是豪斯教授的失蹤，接著又是豪斯教授向公使館寫信，要求尋找自己的學生。也就是說，除非吳能證明自己是豪斯教授的學生，否則公使先生一定不會承擔這個責任，證明您就是教授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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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先生能夠向公使說情，那也得在你們手裡有能夠證明，吳是豪斯教授的學生的狀況下。否則，就得等豪斯教授再次出現了。”
佩奇和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