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吳川的問題，臺下數百名學生只感到悲憤，卻並沒能想出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沉默了數秒之後，臉上漲的通紅的楊世楨終於鼓足勇氣大聲說道：“因為我們中國人不團結。那些日本浪人每次和我們中國人發生衝突，就會嘲笑我們不過是一群豬羊，看到同伴被拖出去屠宰，只會躲到一邊發抖，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
滿清的官老爺們，每次只會對著日本人點頭哈腰，不問事情的曲直，只是一味要我國民眾不要多事，免的日本朋友不滿從而變成更大的麻煩。有著這樣的朝廷，日本人怎麼能不小瞧我們。”
吳川認真的看了一眼這個充滿了憤怒的青年，方才對著他擺著手說道：“這位同學說的不錯，請坐下吧。確實，因為我們中國人不夠團結，而上位者又太過無恥，所以從1840年以來，我國在外國列強面前就一直都是懦弱無能的老大帝國形象。
曾幾何時，日本又何嘗不是各國列強眼中的東亞病夫呢？那麼日本是怎麼擺脫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命運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我以為是在日本改革政治體制之後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才擺脫了自己淪為殖民地的命運，並將東亞病夫的名頭栽到了我們中國人的頭上。
那麼什麼是工業化？我以為，工業化絕不是像洋務派那樣建幾家鋼鐵廠、軍火廠、造船廠，鼓吹什麼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同樣也不是維新派那種，妄圖在不觸動滿清權貴和封建地主利益下的社會變革；當然也更不是立憲派所謂的修上一部憲法就完事了。
革命委員會所追求的工業化，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的一次徹底變革。我們的目的就是儘可能的消滅那些依靠著土地收取高額地租不事生產的食利階層。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國家毫無貢獻，卻霸佔了這個國家最大的一筆財富，而他們又將這筆財富被他們用於何處？
看看我們身邊長春這座城市就知道了，這些無所事事的食利階層，他們也許會為自己修建豪華的宅邸，討小老婆，吸食鴉片、嗎啡，甚至拿出點錢來捐給教授四書五經的書院，也絕不會拿錢出來修繕一下城市裡的街道和上下水道，也不會投資那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現代工廠，更不會為教授科學的新式學堂投上一文錢。
在這個日新月異科學極度發展的年代，人類對於自己和自身所處世界的認識，正處於一個科學大發現的時代。如果各位同學有讀過一些世界歷史的話就應該知道，從15、16世紀開始的大航海風潮，造就了一個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正是依靠著從世界各地所發現的各種財富，才造就了西方超越我們的200年。
而在這個科學大發現的時代，人類將會用科技創造出比過去兩百年來西方依靠貿易聚斂的財富更多的社會財富。滿清這個野蠻民族的入侵，造成了中華文明失去了200年時間，使得我們的文明落後於西方列強，成為了被歐洲文明奴役的物件。
今日我們如果再錯過這個科學大發現的時代，那麼中華文明失去的將不僅僅是200年的時間，而是能否生存於這個世界的希望。請各位同學們記住，按照西方人所謂的古文明的劃分，中華文明是和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屬於同時代的古文明。
什麼是古文明，已經死亡的文明就叫做古文明。看看其他三大古文明，除了一些歷史文物之外，還留下了什麼？如果我們中華文明不能涅槃重生，那麼就真的要像那些西方人所預言的一樣，成為最後一個消亡的文明古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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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挽救中華文明，我們就必須要跟上時代，建立起一個崇尚科學，崇尚勞動的新社會。我們應當唾棄那些不事生產的社會蛀蟲，把他們從人民那裡竊取的財富重新奪回來，然後投入到國家建設當中，讓這些社會財富變成滿足人民所需求的公共設施、現代化工廠和學校。
只有當我們每個人都加入到了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生產之中，我們才有足夠的物資去滿足人民的需求。使我們的兒童不至早夭，使我們的人民不再飢寒交迫，使我們的國家有足夠的武備去抵抗侵略者。
所以，所謂的工業化，就是要把全體國民、全部的社會資源組織起來，為了人民的需求而生產，而不是只讓老爺們享受自己的腐朽生活，卻讓人民餓死在道路上。
而各位同學就是這個國家的未來，只有當你們和革命委員會站在一起，幫助委員會去教育、引導大眾，投身於國家的建設事業當中去，中國才能涅槃重生，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這個世界是屬於我們的，也是屬於你們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屬於你們的。這就是我今日最想告訴各位同學的話語。”
吳川在長春第一中學首批中學生的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吸引住了這些本就傾向於革命的學生們，而這些畢業的學生們也大多接受了革命委員會的任命，投身到了革命委員會給他們安排的各個崗位上，替代了那些守舊且缺乏革命激情的老派人物。
雖然大多數學生都希望能夠投軍以證明自己對於革命的忠誠，不過在吳川的干涉下，這些學生中的大部分還是分配到了各個新建小學擔任老師，以擴大革命委員會治下的教育資源。
而對於參與了這場畢業典禮的另外一些人來說，吳川的演講則令他們頗有心驚肉跳的感覺。在此前革命委員會的主張中，革命的首要目標就是打倒滿清朝廷和站在這個腐朽朝廷背後的帝國主義支持者。
這樣的口號其實並不算出格，也就比同盟會的革命主張稍稍激烈了一些。同盟會在打倒滿清政府這一目標上和革命委員會並沒有區別，但是卻並沒有直接提出打倒帝國主義，而是主張要收回利權。這是一個不希望和列強公開衝突的說法，想要收回清政府失去的利權，就不可能不同帝國主義進行抗爭。
當然，隨著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成立之後，作為湖北軍政府名義上的首腦，黎元洪又在同盟會的革命主張上後退了一大步。他以承認滿清和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為條件，要求各國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保持中立立場。
而隨著北滿有限電報線路恢復之後，黎元洪也以湖北軍政府的名義向北滿革命委員會發了一封電報，要求革命委員會和湖北軍政府步調一致，承認湖北軍政府同各國達成的中立協定，不要挑釁列強，免使革命受到外國干涉。
並要求革命委員會派出代表，在10天後來武昌召開聯省會議，一是討論民國建立的相關問題；二是統一各省的對外交涉權，建立一個單一辦理民國外交事務的部門。
對於湖北軍政府的來電，革命委員會內部也在爭論不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湖北軍政府似乎更能代表本土的革命黨人，而北滿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背後的俄、德背景，讓一些革命黨人頗為擔憂。派人前往武昌開會討論民國成立事務，倒是能夠儘可能的避免俄國和德國的干涉。
不過對於共和黨和另一部分革命黨人看來，派人前往武昌開會，無疑就是承認了武昌首義的地位，這對於革命委員會日後在民國的地位是不利的。而且真正第一個發起起義的乃是北滿的革命委員會，只不過北方作為邊疆並不受國人關注，加上清庭對於關外訊息的封鎖，才使得國人誤以為北滿和武昌是同時起義的。就這樣把首義的地位讓出去，不少北滿的革命黨人是心有不甘的。
更何況，武昌革命黨人雖然在南方名氣甚大，但是他們在革命發動的時候居然把一個反對革命的舊清軍官推上了軍政府都督的位置，這種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人的行為實在是無法讓共和黨人認同。現在還要讓北滿革命委員會屈服於這樣一個東拼西湊起來的軍政府之下，許多人就更為不滿了。
而湖北軍政府成立後沒有同各國進行任何交涉，就單方面保證接受滿清和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這種行為不僅讓人不恥，更是讓革命委員會陷入了一個外交困境之中。各國駐哈爾濱領事拿著湖北軍政府的單方面承諾，拒絕和革命委員會就舊條約進行任何方式的磋商，讓革命委員會的外交人員一時束手無策。
只是革命委員會內部雖然爭論不休，卻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南方各省的革命黨人更傾向於接受湖北軍政府的領導，特別是在同盟會宋教仁的聯絡安排下，各獨立省份正積極的向湖北軍政府靠攏。畢竟大多數革命黨人的目標只有打倒清政府，並沒有多少人願意支援北滿革命委員會繼續和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的。
因為在大家看來，只要民國成立了，列強知道中國已經不是滿清了，自然就不會如從前那樣得寸進尺了。就好似日本明治政府實施憲政之後，不就一步步的從列強手中收回了失去的利權了麼。去年更是收回了關稅自主權，從此成為了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
就在大家考慮著是否要同南方的革命黨人妥協時，吳川卻在這裡丟擲了針對食利階層開戰的宣言，他們可不是熱血的學生，很自然的就想到了，革命委員會恐怕是不會認同湖北軍政府有代表中國革命的權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