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中的出現，打斷了吳川同這些宣傳幹部和日報編輯們的座談。革命委員會當前最龐大的一個部門就是軍事委員會，而軍事委員會中最為出眾的就是朱和中和梁廷棟兩人，這兩人幾乎已經成為了國民革命軍對外的兩大代表，從某些方面來看甚至已經蓋過了吳川的名聲。
畢竟自革命風潮掀起之後，各地所成立的革命政府無一不是軍政府，也就是以軍人作為首腦的軍事政權。各地立憲派士紳空有大量的社會資源，但是在槍桿子下面也只能表示屈服，故軍隊之領袖也就是革命政權之領袖。
北滿的起義雖然早於武昌起義，但是因為這場起義並不是同盟會所領導的，同盟會控制的社會輿論自然不會賣力宣傳。事實上比北滿起義更早的，是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榮縣發動的獨立運動。但是因為四川保路同志會和同盟會政治理念的不同，四川地區的起義運動就只能被視為武昌起義的馬前卒了。
同樣，北滿的起義雖然早於武昌起義，也為武昌起義吸引住了革命初期滿清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這終究不是同盟會自己人領導的起義。加上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對前期革命訊息的封鎖，因此自武昌革命爆發以來，同盟會一直是主張北滿革命應當從長春革命開始計算，也就是落後於武昌革命幾個小時，因此首義之功勞應當在武昌革命。
而武昌及各地革命政權所建立的軍人政府，也使得對於北滿革命不甚了解的南方報紙，直接把朱和中、梁廷棟視為了滿洲革命的領導人，稍稍瞭解一些內情的同盟會下屬報紙，也只是把吳川、朱和中、梁廷棟視為了關外革命的三領袖。
幾乎沒有什麼人真正搞明白了，革命委員會這個從未聽說過的機構，到底是怎麼管理執行的。至於共和日報所宣傳的各項主張，因為初期指責光緒死於被慈禧毒殺，到現在為止也是被清廷所嚴禁的物件。而革命委員會所宣佈的新國家共識，既不符合哪些革命激進派的口味，也不能得到舊士紳的認同，因此流傳的範圍並不廣。
不過這場革命倒是讓朱和中、梁廷棟兩人大出了風頭，差不多和武昌首義三武的名聲並駕齊驅了。因此當朱和中走進房間時，眾人立刻便認出了這位正是風頭正勁的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既然這位在這個時候過來打斷了他們和吳川的座談，也就意味著在軍事上有重要事務向吳川進行彙報了。
作為宣傳工作者，大家心裡倒是很想聽聽前線到底傳回了什麼重要訊息。不過限於組織紀律，在黨和革命委員會沒有正式宣佈之前，他們只好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向著吳川告辭離去了。當然，看著朱和中臉上和緩的神情，大家覺得朱和中帶來的大約不是什麼壞消息。
把其他人送走之後，吳川方才邀請朱和中坐下說道：“看起來前線好像出現了什麼問題，否則你也不會從樓上跑下來找我了。說說吧，到底是什麼訊息。好的，還是壞的？”
朱和中吐了口氣後說道：“訊息倒是一個好消息，但是我們並沒有證實。是這樣的，第一航空隊受命出擊…”
對於朱和中帶來的這個訊息，吳川也是撓頭不語。他見過這個時代的飛機投彈試驗，把一顆炸彈丟向地面目標的命中率，大概和後世國足射中球門的命中率相差無幾。
他下令第一航空隊轟炸公主嶺日軍大本營，並沒有期待有什麼大的戰果，不過是給對方造成一些心理壓力，讓日軍知道自己的後方並不安全，從而打擊一下日軍的士氣而已。帶著無敵光環砍人和自己也會受傷的戰鬥，這完全是兩碼事。
但是現在，第一次出擊的航空隊卻帶回了一個大新聞，聲稱自己炸掉了公主嶺日軍大本營內的彈藥庫，這就讓人傷腦筋了。
相信了航空隊帶回的情報，那麼國民革命軍就應當採取更為果斷的進攻戰術，趁著日軍彈藥不足發起連續性的進攻，直到突破日軍的防禦陣線。
可如果這個情報是一個誤判，那麼國民革命軍不僅將會進攻受挫，甚至還會失去防禦上的優勢，給自己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這確實是一個難以決斷的情報，可要是完全置之不理的話，國民革命軍又會錯過這個將公主嶺地區日軍圍殲的機會。能夠想象的到，失去了彈藥儲備的日軍必然會第一時間南下突圍，位於四平清日聯軍和公主嶺南下日軍之間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部隊，必然是難以承受住這種南北夾擊的攻勢的。那麼被圍困在網內的大魚，也就要逃回大海去了。
吳川其實已經準備好了，承受接二連三的壞消息，畢竟國民革命軍組建的時間太短，就連他自己對於這只軍隊的戰鬥力也是沒什麼信心的。就像他當初在德軍參謀們面前討論這只部隊的組建時就說過，他對於這只軍隊戰鬥力的期望，只要能夠在塹壕內和日軍對抗而不迅速崩潰，就已經很不錯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對於兵員並無什麼特別要求，但卻積極在軍中設立了政委組織，希望能夠用黨的組織來穩定住軍隊的士氣問題。所以從一開始，吳川就沒想過馬上建立起一支打不垮、拖不爛的工農紅軍，他也不認為自己能夠建立起這樣一隻人民武裝力量。
也許有些人認為，只要給農民分田打土豪就能讓農民參加軍隊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戰士了。但事實上哪來的這麼簡單的事，先不說黑龍江、吉林兩省本就是地多人少的省份，分田這種事對於關外的農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除非你分的是人家經營好了的上好水田。
但是在關外這些上好水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裡，而土地超過2000畝以上的地主，佔據了關外10%左右的人口。華北地區每戶擁有20畝土地算作為自耕農的話，那麼關外這一數值則提升到了40畝。也就是說，關外的農村正處於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6、70%的農民都是自有土地者，只有3、40%的農民才是無地的貧僱農。
打土豪分田地，在奉天一省大約還能獲得一些貧僱農的支援，因為發展較早的奉天省已經沒有大批的荒地可以開發了，於是那裡的農村和關內一樣，進入了土地兼併階段。但是在整個東三省地區，這樣的主張是立刻會引起農民的恐慌的。
比起奪取地主的土地進行重新分配，大多數農民更擔心失去自家的土地。而即便是那些貧僱農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援瓜分地主土地的主張的，因為許多人認為自己是能夠透過自己的勞動去開墾荒地而取得土地的，假如他們現在支援瓜分地主的土地，那也就等於失去了對於自家土地合法擁有的權力。
也只有在關內，特別是山東、華北、河南、陝西這些省份，因為土地兼併過於激烈，加上外國工業品的輸入，造成了農村的普遍破產，農民已經無法透過勞動養活自己和家人的地方，才會積極的投身於階級鬥爭當中去。
而為了抵抗地主還鄉團及反動勢力的剿殺，農民才會積極的參加工農紅軍保衛自己的財產。所以工農紅軍的骨幹力量來自於受壓迫最深重的破產農民，而不是平白分得了土地的自耕農。
對於那些階級鬥爭意識不夠濃厚的自耕農來說，他們只會投向保衛他們土地的政權，而不是最為革命的政權。這也就是為什麼，十月革命爆發之後，一開始俄國農民是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因為集體農莊政策等於是阻止了他們成為富農和地主的道路。
直到白衛軍用現實教育了俄國農民，他們壓根就沒打算承認農民在革命中獲得的土地，這才導致俄國農民迅速倒向了布爾什維克。
因此，當吳川意識到，關外農民關心的不是革命而是水利建設和田租，他便立刻修正了農村政策。從一開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轉向了大力提高農業生產力和適度控制土地兼併、並嚴厲打擊農村高利貸及封建式的土地人身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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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從無產階級的土地關係變革暫時退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生產關系變革，先集中打擊鄉村中的舊士紳、舊地主力量，變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系為資本主義的農村生產關系。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透過土地來控制人，後者則透過農業資本來壓榨人的勞動。
就當前的中國來看，後者起碼還是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但也因為如此，把農民轉化為農業工人之後，他們的階級意識也是要比那些自耕農要高的多的。
當然在目前，革命委員會只能把手中能夠動員起來的所有力量、資源都動員起來，至於這只軍隊在戰場上能不能打，幾乎誰也沒什麼底氣。黑龍江、吉林的那些官兵幾乎不能拿正經官兵來看待，除了少數部隊外，大多數人就是在軍中混碗飯吃。
也只有對上了北洋新軍和日本駐紮於南滿的護路軍，才能真正檢驗出國民革命軍的成色來。吳川想著，哪怕一開始吃上幾次敗仗也沒什麼，只要能夠穩定住戰線，慢慢能和日軍、北洋軍打上幾個回合，那麼這只軍隊就算練出來了。一戰中各國軍隊只要熬過了前期，後期拿著平民補充的陣線幾乎也沒垮下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