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從濱江道署離開返回哈爾濱道裡車站，預備從這裡乘坐為革命軍設定的專列返回香坊車站時，卻發現鐵路管理局警察部長扎列姆巴正站在專列旁的站臺等候著自己。
吳川於是向他微笑著打著招呼道：“扎列姆巴部長，您這是在等我嗎？”
扎列姆巴看了一眼簇擁在吳川身後的衛兵，這才滿臉堆笑的向吳川問候道：“是的尼古拉上校，彼得堡發來了電報，我覺得您有必要先過一過目，所以就先給您送來了。”
吳川想了想，便對著身邊的衛兵說道：“讓司機等一會再發車，我要同扎列姆巴部長談一談先…”
給革命軍預備的專列自然不會如局長霍爾瓦特的專列那麼的豪華，這輛專列只有兩節車廂，一節是普通的硬座車廂，一節則是大餐間，當然如果有需要的話，還可以增加普通車廂或貨車以運輸士兵、武器。不過現在麼，吳川和扎列姆巴就在大餐間內隨意找了個位置坐下，兩名衛兵則守在了車廂門口，這個距離剛好能夠看到扎列姆巴的動作，卻又聽不到兩人之間的交談。
“這列車也太過樸素了，我記得車庫裡還有局長備用的專用車廂，明日我便讓人調出來給您使用吧。”扎列姆巴一邊向吳川賣好，一邊把拿在手裡的檔案袋子恭敬的遞給了吳川。
吳川笑了笑並沒有接他的話，他拿過檔案袋子拿出了裡面的電報慢慢的看了起來，過了數分鍾之後他才有些驚訝的看著對方問道：“部長先生，這些電報你拿給我的是原件呢？還是抄件？”
看到吳川的表情，扎列姆巴就知道自己這次的賭注還是賭贏了，他趕緊坐正了身體回道：“當然是原件，不過我也只能封鎖兩、三天，等到彼得堡那邊再繼續追問下來，我恐怕是難以攔住了。”
吳川捏著電報再次看了一眼，這才饒有趣味的看著扎列姆巴說道：“為什麼你會想著把這些電報先送到我這裡，而不是給它們的主人送去？霍爾瓦特局長如果接到這份電報，說不定就能夠翻盤了。”
扎列姆巴攤了攤手說道：“斯託雷平閣下去世，薩宗諾夫閣下因為辦理喪事而暫時離職，新上任的主席大臣科科夫佐夫閣下和外交部代辦大臣尼拉託夫閣下對於遠東的事務一無所知，他們既不知道這場革命是我國在背後的支援，又搞不清尼古拉上校和吳川是同一個人，那麼我想他們也一定不清楚上校您和拉斯普廷閣下之間的親密關係。
那麼把這些電報送給它們的主人也不過是徒惹他們煩惱，要是彼得堡那邊再度改口，我們這邊就會陷入一場混亂。我覺得遠東現在已經夠亂的了，沒必要再讓彼得堡的大人們再插上一腳，所以我就先把它們送來給上校過目。我想，上校您一定可以在彼得堡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就沒必要在遠東鬧出什麼不愉快了。”
吳川聽了半天，方才意識到這位警察部長大約是真把自己當成了拉斯普廷的親信了，於是在新上任的主席大臣和聖愚拉斯普廷之間，他還是選擇了皇帝面前最受寵愛的聖愚。
意識到這點之後，吳川臉上神情不變，依舊保持著微笑意味深長的對他說道：“非常好，部長先生。我會記住你今天的選擇的，那麼你且替我保留它們三天，三天之後再送給它們真正的主人。如果沒有其他事情的話，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雖然吳川什麼承諾都沒有給自己，但扎列姆巴卻已經聽出了對方和自己說話的語氣已經和從前有所不同，他於是起身回道：“那麼我就不打攪上校您了，如果您有什麼交代我要辦的事情，只要派人傳一個口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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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扎列姆巴送下了車，這邊已經做好了準備的車頭終於拉響了汽笛，帶動著車廂緩緩向著香坊車站開動了過去，車上的吳川這才重新翻看起了扎列姆巴送來的電報。
吳川剛剛返回香坊軍營不久，斯維爾德洛夫、彼得·約諾維奇·巴拉諾夫、捷爾任斯基三人就一起來到了他的辦公室。斯維爾德洛夫共和黨副主席，巴拉諾夫共和黨組織委員，捷爾任斯基共和黨軍事委員，這三人和吳川剛好組成了現在共和黨的最高權力組成。
雖然吳川也認為布爾什維克在黨內佔的位置有些過多過高了，但是現在的共和黨的組成人員比例，確實是俄國布爾什維克多於中國黨員。既然他要借用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和革命理論，就不得不接受這一現實。中國的工人階級現在還處在一個萌芽階段，他們既不知道什麼是革命，也缺乏鬥爭的經驗。
相比之下，已經同沙皇專制體制鬥爭了數十年的俄國工人階級，和接受了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的布爾什維克們，要比稚嫩的中國工人階級更富有鬥爭經驗和革命的自覺性。當兩者融合在一起時，前者自然就脫穎而出，成為了黨的骨幹力量。
只是相比起吳川心裡的這點擔憂，共和黨內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其實更為忌憚他這位黨主席。一開始這些布爾什維克們都認為，把黨主席的位置讓給一位中國人來擔任，這不過是一種安撫中國同志的形式。畢竟在他們眼裡，這些中國同志對於革命理論和革命鬥爭一無所知，雖然這是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黨組織，但終究還是需要他們這些布爾什維克來主持中國革命的。
可是，這位看似並不出名的中國人，在革命理論和革命鬥爭方式上居然完全壓倒了整個黨組織擬訂的理論和計劃。這裡不是說的吳川以出色的外交能力，從帝國主義那邊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援助，而是單單指他對於世界革命形勢的分析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步驟，特別是中國、朝鮮和俄國革命的相互支援及合作，完全讓黨內的布爾什維克無話可說。
在黨內的大多數布爾什維克看來，在革命理論上能夠壓制住這位黨主席的，大約只有以列寧、托洛茨基等一干俄國革命領袖了，當然這些俄國革命領袖是不屑前來遠東參加一個中國政黨的，所以在遠東誰也無法在革命理論上壓制住吳川了。
拜現在落後歐亞通訊所賜，遠東的革命發展並不能及時的同遠在西歐的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袖進行彙報交流，於是吳川也就成為了共和黨真正的領袖，成為了黨的路線方針和革命理論的主要制定者。
在同沙皇專制政權的鬥爭中，俄國的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們已經日益意識到，沒有一個堅強而穩定的領導核心，革命是無法獲得成功的。因此當吳川展現了自己在中國革命道路規劃上的正確性之後，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很快就聚集到了他豎立起來的旗幟下。特別是當今天這場革命的迅速獲勝，更是極大的增強了他的威望。
只是還沒有等共和黨的黨員們慶賀革命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這邊就傳來了吳川在濱江道署被一群亂兵圍困的訊息。因此在他返回了軍營之後，三人就立刻跑了過來，一是慰問於吳川，二則是想要同他商議下一步的革命任務。
對於斯維爾德洛夫三人的慰問，吳川先是表示了感謝，隨即他便轉移了話題說道：“…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當前我們對於軍隊和人民的政治教育還是太過於浮躁和高大上了。
我們講反帝反封建，講保家衛國，也許能夠激發有一定教育程度的民眾認可，但是對於大多數沒有知識的貧民來說，這樣的革命理論無疑同聖經一樣難以理解。
如果我們在繼續使用當前的方式去傳播革命理念，那麼共和黨員最終將會變另一種傳教士，人民難以把革命同自己的生活聯絡在一起，最終只會把革命理論神聖化、虛無化，最終把革命視為難以觸控到的天堂，從而在實際的生活、工作中背棄革命。
我以為，這件事是對黨的工作的一種警告，我想我們需要對黨的工作，特別是理論建設方面的工作進行一些調整了。”
斯維爾德洛夫同兩位同志交換了一下眼神之後，不由向著吳川回應道：“吳，那麼你認為黨現在的工作要怎麼做出調整呢？”
吳川思考了一下後說道：“雖然我們在軍中發展了不少黨員，也設立了識字委員，但是我認為黨對於軍隊的掌握還是過於鬆散了。
我認為，黨應當確立對於軍隊的絕對指揮權，首先在連以上單位確立政治委員的政治地位和權力，其次從連開始，每一級軍事單位都要設立黨組織。
軍隊是一個嚴密的組織，想要對抗組織唯有建立另一個組織。政治委員除了負責對於士兵的政治教育工作之外，還應當擔負起軍中黨組織的領導建設工作。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儘可能的杜絕軍隊獨立化和軍閥化的傾向…”
對於吳川提出的這個主張，捷爾任斯基是第一個表態贊成的。他自始至終都是一直主張革命組織的純潔性的，在他看來共和黨同帝國主義的聯手，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增強黨的力量，但也破壞了黨的革命性，令一些投機者混入了黨內。
如果不是因為大多數布爾什維克不支援他，捷爾任斯基大約早就要求對目前的共和黨和革命軍來一次整肅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