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麗妮姐的這支女子奇兵名叫飛雲隊，是以人力借勢滑翔，還得藉助天蠶絲吊索之力，方可奏效，”趙春澤道，“其隊員皆為女子，是因為女子身體較男子為輕之故，其法操練頗為不易，這支女子奇兵本有五百多人，鎮南關一役，亦建殊勳，因其連番劇戰，多有折損，歸國時已不足百人，劉永福將軍極是痛惜，遂遣散之，蓋不忍此等奇女子全沒於血腥沙場也，我聽聞此事後，不禁為之感動，由是生出製造飛機的念頭，期望有一天能夠振翅九霄，以紀念這些巾幗英雄。”
聽了他的話，海軍眾將也都禁不住悚然動容。
“趙先生的是，”徐振鵬有些感慨地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飛機，那些犧牲於沙場的巾幗英靈，當含笑九泉了。”
“為什麼每一項新明總是最先應用在軍事上，真是很奇怪。”麗妮道，
“又來了，”孫綱看著眼前的法國美女，不由得一笑，對她道，“我想我們不用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吧？”
“我忘了，在場的全都是軍人，而軍人，是離不開戰爭的。”麗妮莞爾一笑，道，
孫綱問了一下眼前這架中國人製造的第一架飛機的具體資訊，這架飛機的動力系統是一個不足1oo斤的型汽油動機，是“軍械司”的這幫牛人仿照法國汽車的動機自己動手製造的，並採用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縱翼的設計，這些在當時應該算得上是極為先進的設計了，孫綱立刻給趙春澤安排讓他繼續完善這種飛機，並表示自己將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讓這種飛機在未來的戰爭中揮作用。
目前地飛機應該只能用於偵察或者通訊運輸什麼的，但即使這樣。也會對中國地軍事變革產生深遠地影響！
飛機引起地“插曲”告一段落，從飛機“迫降處”回來。孫綱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關於英國海軍前來可能出現的問題。英國人的第一站是威海衛。雖然知道葉祖圭已經做了佈置，但大家還是有些擔心，只有孫綱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英國人的反應其實在他地意料之中，他現在比較擔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旅順和大連這裡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劉冠雄道，“山東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頗有不可遏制之勢。又恰逢黃河水災，而眼下朝廷處置不當，列強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給列強貽以口實，局面恐怕就難以收拾了。”
劉冠雄的這個情況孫綱其實早就已經瞭解到了，這也是他一直擔心的。
北洋軍情處近期已經把山東生地事報給了他，之所以他沒有表什麼意見和採取什麼措施，是因為他總在海軍裡面混。對於這類的事情。他一時半會兒的想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北洋軍情處的人只是按照平時慣例把各地的情報分別歸類整理給他，但他卻從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無法用戰爭和蝴蝶效應來解決的。
這些個問題中最主要地，就是黃河在山東決口造成地大規模水災。
如果黃河水災也是一個“蝴蝶效應”的話，這個“蝴蝶效應”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應”，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作為中國的第二大河，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之一的黃河，在孕育了中華文明的同時，產生的水患，也和中華文明的歷史相貫穿，中華民族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著鬥爭，可以，一部中華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鬥爭史”。
眾所周知，因戰亂和過度開墾等多種因素，原來水草豐美的黃河地區的生態幾個世紀以來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結果導致後來黃河水在流經過程中挾帶了大量的泥沙，特別在進入下游的平原地區後，更是迅沉積，導致河床不斷淤積抬高。為了防止洪水泛濫，人們只得築堤防洪，日積月累，河道竟然高出兩岸，成為世界聞名的“地上懸河”（偉大領袖**視察黃河時也曾經擔心的過：“黃河漲到天上去怎麼辦？”）。歷史上，黃河一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民間常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法。
每經過一段時間後，黃河往往會在一定條件下就決溢氾濫，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遷徙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謂是獨一無二。史有黃河“六大遷徙”之，也就是黃河曾經有過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時，黃河改道向南，侵襲淮河水系，流入黃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黃河並取得過一定的成效，但由於當時不治海口，“惟務洩漲”，導致海口漸漸淤積，河底也日益漸高，水患也日趨嚴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費巨資，這幾乎成了國家的經常性支出專案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黃河再次決口山東、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這位皇帝下江南其實也不都是遊山玩水），親眼目睹災區人民飽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治理，先後共耗費白銀25oo萬兩。道光至光緒年間，撥給河工的銀子也經常達到五六百萬兩。儘管如此，黃河下游的決口自清中期以來卻日漸頻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時間裡，黃河決口就達三百六十一次，從1841年到1843年，黃河連續三年生大潰決，而在1851年又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潰決。導致這4次黃河潰決的原因，除了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認為是黃河有史以來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積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黃河屢屢潰決改道，除了泥沙淤積經年累月，導致河道抬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質構造運動導致其所謂“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特。黃河在流經河南境內時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長江那樣可以順流而下。這個問題，早在宋代就曾經引起過爭論，清代後期讓黃河改道北流的呼聲也屢屢響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曾提出過黃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籌河篇》中再次詳細闡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張。魏源在書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餘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法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書裡講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時間一久，黃河也將自然改道從1841年到1851年黃河出現的四次大範圍的潰決來看，這已經是黃河即將改道的危險訊號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黃河復歸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清廷也就認了黃河改道北行的“命”，並順著黃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礎上6續修建了黃河兩岸大堤。由此，黃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後，又重新復歸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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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的改道，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在當時的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從自身利益出的話，無論是江蘇的老百姓還是山東的老百姓，當然都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如當時有的官員的：“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這些省份的地方官為了保全本地民眾，在治理黃河問題的朝議中不得不“以鄰為壑”，由此，黃河改道北流，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東百姓流離失所之時！
從1855年黃河改道北流後，原本由河南、江蘇、安徽和山東四省共同承擔的黃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東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趕上黃河大規模決口，更加重了山東人民的災難。
北洋軍情處關於黃河水災的報告是這麼的，“大河以北、濟陽以東所有災區，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濟陽桑家渡及東阿高王莊決口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東所有災區，皆六月下旬歷城楊史道口決口為之。其水挾清河而行，縱橫氾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