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苞與岳飛都以復興中華民族為己任，精忠報國，英勇奮戰，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英雄詩篇。但是曾炩覺得，他們都沒有擺脫封建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最終都沒能徹底挽救其所處封建王朝的覆滅。這是和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背景分不開的。
不同的是，趙苞生活在東漢末期，岳飛生活在北宋末期，雖然這時期的兩個朝代是處於風雨飄搖，苟延殘喘的時期，但時間上相差了近一千年。趙苞抗擊的是鮮卑族，岳飛抗擊的是女真族。
岳飛在抗擊金國侵略的戰爭中，在愛華山、牛頭山、朱仙鎮屢敗金兵，扭轉了長期被動的戰局，當岳飛正欲揮軍北上，驅除韃虜迎取二帝的關鍵時刻，卻因投降派秦檜等奸賊矯詔被迫班師，並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慘死風波亭，未能完成恢復中原的事業。而南宋偏安朝廷也從此一蹶不振，直至被元忽必烈滅亡。
岳飛（11o3年—1142年），字鵬舉。河南湯陰人。他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愛讀《春秋》、《孫吳兵法》等，又師從當代著名俠隱周侗。1123年2o歲應徵入伍，三年後，在趙楊所部任秉義郎，1129年，岳飛率軍收復建康，名聲大振，岳家軍逐漸成為南宋抗金力量的中流砥柱。1133年，岳飛收復襄陽、郢、隨、唐、鄧、信陽六州，使南宋王朝扭轉了被動局面，從此可以東援淮西，西聯川陝，南屏湖廣，北圖中原。114o年，金兵再次大舉南侵，岳飛率軍與金軍在郾城遭遇，大敗金兵，金兀術狼狽逃竄，岳家軍乘勝追擊至開封附近的朱仙鎮，準備與金軍展開最後的決戰，正在這緊要關頭，卻被宋高宗和秦檜連下十二道金牌，被迫退兵。被解除兵權的岳飛，進一步遭到秦檜的陷害，與子嶽雲、婿張憲等慘死風波亭，年僅39歲。岳飛的死，也使整個南宋抗金事業半途而廢。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岳飛是一位氣吞山河的民族英雄，他一生戎馬征戰，精忠報國，為後世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岳飛以一《滿江紅·怒衝冠》為自己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
怒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
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可以，在我國古代詩詞中，行伍出身的岳飛這《滿江紅》引無數文人競折腰，它氣勢磅礴，氣壯山河，社會影響深遠，有著鼓舞整個民族鬥志的豪情和力量。
趙苞（？—178年），東漢官吏。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今山東武城西)人。從兄宦官趙忠為十常侍之一，他深以為恥辱，不與往來。舉孝廉。初仕州郡。熹平末，升任遼西太守。其駐紮之地便是在漢代號稱“天下第一關”的陽樂郡。趙苞就任後，修繕域防，訓練士卒，開墾土地，一時間，北方少數民族不敢輕易入犯。
陽樂郡，位於高丘之上，易守難攻。何況，還有能征慣戰的漢軍。在遼西大凌河、淩河一帶，趙苞可以看到，草原上四處遊蕩著鮮卑人，他們進入遼西的丘陵地帶，像風一樣出現，像楔子一樣，時常會隔斷遼東與中原。
按東漢的習俗，地方官到任的第二年就可以接家屬來住。趙苞上任第二年，便趕緊派人到山東老家去接老母和妻子。那年的十二月，一家老到了離陽樂不遠的柳城（屬今朝陽市）境內，被侵入長城以南的鮮卑騎兵俘獲。
鮮卑酋長聽趙苞是著名孝子，就把趙苞母親、妻子做人質，“載以擊郡”，去攻打陽樂城。
趙苞率兩萬兵出城與鮮卑人對陣。鮮卑人押解趙苞的母親、妻子到陣前，威脅趙苞母親向兒子喊話勸降。威風凜凜的趙苞，一見到母親被綁忍不住一陣啼哭，突然大聲喊：“媽—我沒出息，本來想當官掙俸祿孝敬您，想不到卻給您老人家惹了禍。我現在是國家的官員，守土有責，不能只顧母子私情而壞了忠義。為了保衛國家，我萬死不辭！”
那位脖子上架滿利刃的漢族母親大聲回喊：“威豪（趙苞的字）！每個人有自已的命運。不能因為母子私情而壞了忠義節操。你努力吧！”母親話音剛落，趙苞就下令進攻。鮮卑酋長原以為趙苞這個孝子會為了使母親活命而投降的，沒有打仗的準備。經趙苞率軍衝殺，鮮卑人陣腳頓時大亂，殘兵敗將一路退到燕山以北。鮮卑酋長在潰逃的路上，殺了趙苞的母親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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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趙苞勝利回師。他將母親、妻子的屍體裝殮在棺柩裡，泣血祭奠，之後向朝廷上奏本章，乞求允准自己護送母妻棺柩歸葬故里祖墳。漢靈帝派使臣前來弔唁，並下聖旨封趙苞為隃侯（隃，音隃，地名，在今清河附近）。
趙苞回鄉辦完喪事，對鄉親們：“吃俸祿的官員如果因為私利而逃避職守不算忠，犧牲母親而保全忠義節操不算孝。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母親為我而死，我感到非常慚愧，還有什麼面目活在人間呢？”不幾天，趙苞嘔血而死。
在漢代，忠孝問題的意義與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讀者或許會要聯想到“恐怖主義”或“民族大義”之類，但這兩樣，在那時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親被劫一事。古代，“孝”在價值觀中的地位數一數二，陷父母於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慮的事情。
類似的難題經常生，儘管不都如趙苞的處境那樣極端。君權與父權，忠與孝，家與國，難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國直躬的父親偷別人的羊，直躬去告。孔子認為這樣不是正直，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算正直。強調君權的韓非子不同意孔子，他還看到了孝與忠的不可調和，“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後世則有人，在家為慈父孝子，在國必為貪官汙吏，――你把公家的東西都搬到家裡來，算不算一種孝順呢？該怎樣協調這些關係？
在春秋時代，家是高於國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當逃兵，這樣的行為也能得到原諒，因為，按鮑叔牙的解釋，管仲不是膽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過昭關，借吳兵以伐父母之邦，來報私仇，當時的人覺得他是正當的，司馬遷還讚揚他“棄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秦漢以後，天平越來越往君權的方向傾斜。“忠”的概念生了變化。以前，“忠”的意義廣泛，後來只指對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誠；以前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包含雙方的義務關係，後來變成單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漢人編了一本《孝經》，在裡面，什麼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這本書應該叫《忠經》才對。同樣是漢人編的《禮記》，講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這和孝有什麼關係？――這是漢人在設法模糊忠與孝的衝突。
但這種衝突畢竟沒辦法給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統治是仿照父權建立起來的，把父權否認光了，君權何所依傍？另一方面，個人生活，家庭關係，都是如此強大的事實，怎能視而不見？所以趙苞的處境，依然沒有一種兩全的出路。劉邦“幸分我一杯羹”，在漢代給吹捧為“不以父命廢王命”。但劉邦是皇帝，趙苞不是，怎麼敢那麼？
宋代的哲學家程頤，給趙苞出了個主意，他可以先辭掉遼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鮮卑人那裡贖回母親。這個主意在實際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沒有觸到問題的實質。――不妨看另一個更鮮明的命題：假設君王與父親都得了一種重病，而只有一丸藥，只能救一人，那麼，該救誰呢？
這個問題是曹丕提出來的。程頤肯定知道這個命題，但沒有回答過。
忠孝衝突，揪扯了好幾千年。孝，以及與之對應的宗法結構，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權的東西，但當君權越來越強大，“忠”越來越被強調時，與之頡頏的“孝”，也越來越添進些可怕的內容，――割大腿肉來給父母治病，這樣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後世則更有刺心截腸、剔肝摳眼等等，十分恐怖。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