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巨大的氣球漂浮在空中，緩緩地從長安城經過時，引起了全城的轟動。無數的人仰著脖子，目光緊隨著氣球漂移的方向轉動著。還有一些好事的民眾，幾人合租一輛馬車，循著氣球運動的軌跡，一路追了過去。
“氣球下的吊籃裡有人！”
終於有人發現了氣球吊籃中載運的乘客，裡面有兩個腦袋時不時的探出，或者觀察著周邊的地形地貌，或者熱情地向地下的人群揮手致意。
城市裡人們歡呼聲更加熱烈，無數的手臂不停地揮動著，向這兩名去征服天空的勇士致敬。
“這要是摔下來，豈不是將人摔成了八瓣！”大秦鄭王孫徵寰看到那高空氣球逐漸遠去後，臉上震驚的神情，久久沒有平復，“這齊國人怎麼如此膽大，竟然敢以神仙之法，登上了天庭？”
“殿下，這不是什麼神仙之法。”前來迎接孫徵寰的文淵閣大學士、鴻臚寺卿嶽敬修搖頭說道：“數月前，這個能漂浮於天上的氣球就曾出現在長安城的上空，此乃齊國人製造的一種飛天工具。”
年初抵達的訪齊專使團，在完成相應的外交使命後，大部分成員已經於六月初，搭乘齊國商船返回南京，向承德帝覆命。而副使嶽敬修卻因為要代表大秦，恭祝齊國皇帝陛下六十聖誕，便留了下來。
卻沒想到，承德帝和內閣諸臣會如此重視齊國皇帝的六十聖誕慶典，還專門派了陛下的兄弟鄭王孫徵寰為特使，攜帶大量禮品，來到漢洲本土，以為齊國皇帝祝壽。
想想也是，這數十年裡，秦（明）齊之間的聯絡日益緊密，而且，今年剛剛又從齊國手裡借貸了三百萬漢洲銀元，以緩解窘困的朝廷財政，加上此前的幾筆借款，我大秦已然欠了齊國差不多一千萬了，妥妥的大秦金主。
另外，我大秦的當今皇后乃是齊國皇帝的女兒，這麼算起來，承德帝就是齊皇的女婿。派個使團，帶些禮品，給老丈人祝壽，也是理所應當的事。
作為大秦的內閣僚臣，嶽敬修在齊國留居的大半年時間裡，在齊國鴻臚寺官員陪同下，除了西南桂州（今澳洲珀斯）地區和西部臨海（今澳洲黑德蘭港）地區未曾到訪外，已經乘坐火車，陸續參觀考察了齊國東南沿海和南方地區數十個府縣城鎮。
曾以為，齊國富庶，經濟發達，可能只侷限於北方的建業、東北的威海（今澳洲凱恩斯市），以及首都附近的大興（今布里斯班市）等寥寥數個地區。然而，當他乘坐火車，由大興一路南下，途徑的永昌（今黃金海岸）、郢州（今紐卡斯爾市）、臨淄（今悉尼市）、復州（今伍倫貢市，或稱臥龍崗）、南都（今墨爾本）、江陵（今澳洲南部吉朗市）、南安（今阿德來德市）等主要城市時，無不顯示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一排排臥立的廠房，數不清的高爐煙囪，一座座正在開採的礦山，還有鄉村無盡的良田，牧場中遍佈的牛羊，以及沿途設施優良的道路和交通，富足安詳的民眾生活……，種種景象，強烈地衝擊了他的視覺和內心世界。
僅從表象來看，我天朝上國，已遠不如齊國矣！
在過去的數千年間，神州大陸的中原王朝，幾乎一直都是地球上最為富裕發達的地方，這完全得益於得天獨厚的農業基礎和燦爛的文化，以及遙遙領先世界的手工業製造。
因為土壤和氣候的差異，中國的農業生產率是歐洲及其他地區的三到五倍。廣泛的水稻和小麥種植，先進的農耕水平，領先世界千年的“做屎”技術，使得中國能產出更多的糧食，繁衍出更多的人口，從而導致較低的人力成本。
歐洲及其他地區則恰好相反，較高的人力成本成為一種劣勢。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一直是執世界經濟之牛耳。
直到16世紀中葉，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仍舊更富有革新精神，也先進得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真神教世界。對古代中國與當今世界大部分發明和創造進行粗略比對和統計，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數的基本發明創造，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源於中國。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中國商品對貧窮的歐洲人來說，是那麼的可望而不可及。哥倫布之後，美洲大量的白銀才為歐洲提供了中國唯一可接受的交換物，中國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
在冶鐵、造紙、採煤、鹽業、絲綢、紡織、瓷器、印刷和建築等各方面，17世紀初的大明王朝都還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工業產量約佔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景德鎮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場，不僅僅因為產品精良，也因為其生產規模與組織先進。可以說，它代表了齊國蒸汽機帶動的機器年代來到之前，世界手工藝產業的最高峰，大規模集中製造生產的最壯盛的成就。
在同一時期的英國手工工場業主只有幾萬英鎊的資產，但大明的民間“資本家”可以調動多達幾百萬的銀子進行投資和生產。
更能表現一個國家工業能力的冶鐵業方面，在大明永樂年間，鐵產量就超過了16萬噸，這比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鐵產量總和還要多（歐洲鐵產量在18世紀初才將將達到16萬噸）。
粗略估計，在大明時期，中國大約生產了世界30%-35%左右的製造品，印度和歐洲各佔20%，中國和印度佔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財富。
事實上，從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神州大陸並不是沒有變化，也不是沒有發展，只是這種變化和發展仍然沒有跳出農業--家庭--手工時代。而同一時期，不說狂飆突進的齊國，就是歐洲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農業--手工時代跨入了工業--初級工廠時代。
目前，大秦的官辦工場也好，民營工場也罷，儘管仍然保持了相當的規模，如織造業、陶瓷業、錢幣製造、造船，以及火器製造，工場人數規模從數百到上千不等。但以齊國人的眼光來看，大秦的製造水平極其原始，生產所用的機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工具也多以竹木為主--當然，部分工場也進口了一些齊國五金工具，大部分都在用簡陋的牛筋、羊腸、麻繩捆紮聯接，動力全靠人力（少部分有水力），連畜力都不多。
齊國的眾多陶瓷廠和景泰藍工廠，早已經採用鐘錶和溫度計，而景德鎮仍在使用焚香計時和試片測溫。
昔日的天朝上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最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在與飛速發展的齊國相比較，就顯得它長久以來似乎已處於停滯狀態，國力反而被齊國迅速趕超。
一個叫戴梓的年輕工部員外郎在考察期間，曾對嶽敬修進言，造成秦齊之巨大差異，蓋莫於科舉和教育的本質，以及社會的氛圍。他認為，大秦如今的教育體系，造就了相對的穩定和極高造詣的文學藝術，卻不能產生齊國這種科學精神和創新源泉。
“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權力和學術上的專制，是對大秦科學技術的最大“摧殘”。在一個權力社會，做官成為所有人的夢想，而科舉考試是唯一的道路。
整個大秦社會，文化層面上明顯是重藝術而輕技術，甚至將技術也變成藝術。在齊國，精巧的鐘錶是技術的典範，到了大秦，則成為藝術品，給它鑲金帶銀，極盡裝飾。玻璃，在齊國的應用以放大鏡、顯微鏡和望遠鏡為最，當然，也用於裝飾民宅，可在大秦，一些靈巧的工匠，卻將琉璃加工成奢華的鼻菸壺或者名貴的凋飾。
在儒家文化下，發明和科學本身並不會帶來財富、聲望和權力。而且，在思想上，大秦的讀書人也缺乏必要的實證邏輯和研究定力。
早在春秋時期，《墨經》中就有了有窮、無窮、無限小（最小無內）、無窮大（最大無外）的定義和極限、瞬時等概念。魏晉時期，劉徽首創的割圓術求圓面積和方錐體積，求得圓周率，他的極限思想和無窮小方法，是當時極限思想的深刻體現，更屬世界首創。
而前宋沉括的《夢溪筆談》也獨創了“隙積術”、“會圓術”和“棋局都數術”，開創了對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研究。
特別是到了前明時期，數學發展水平達到了的高峰，出現了“垛積術”、“招差術”、“天元術”、“四元術”、勾股數學、弧失割圓術、組合數學、計算技術改革和珠算等傑出成果，已經接近微積分的大門。但最後，卻讓齊國學者，透過對上述數學成果予以系統總結和延伸突破，不到數年時間，便開創了微積分學，然後洋洋得意地向到訪的大秦學者炫耀。
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大秦社會，還隱有一種老莊思想，信奉“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甚至，還有咄咄奇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人家齊國在四十年前初立，羽翼未豐時，便大力開啟民智，實施全面義務教育，以使民眾通曉文理，掌握基本的讀寫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也未見齊國“民之難治”、陷入“國之賊”境地？
荀子所著《禮論》中提及，“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可是，在考察和探究齊國發展歷程後，卻愕然地發現，他們何曾遵循《禮論》之言？
在齊國，彷彿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極力踐行“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對任何能促進發展力的器物和方法，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
戴梓最後還給出了一個論斷，我大秦之所以落後於齊國，是由於缺乏必要的動機，而非缺乏能力，這是受限於社會總體環境，而並非由於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於齊國人。
這齊國人，曾經都是一些什麼人呀？那都是從我大秦（大明）逃難過去的饑民、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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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秦要改革，要開啟民智，要發展器物，更要全民崇尚科學。
“機器大行，則農工失業必重，然朝廷又將如何予以安置？”嶽敬修沉默良久，喟然一嘆，“我大秦自強之道，與齊國異也。齊國以商務為國本，我大秦以民生為國本；齊國之自強在器物與經商，我大秦之自強在愛民。齊國民數少，故用機器，而猶招攬我秦人以補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數繁，故不輕言以用機器，窮民猶以謀生無路而多出洋之人。”
“天下初定，則生齒日眾，事事仰給人力，尚多遊手坐食之人，再以機器導其惰，聚此數十百萬遊民懶婦，何術以資其生乎？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倘若，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其害不勝言矣！”
當陪同的一名齊國官員聽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國彷齊國模式，殖興機器，大力發展工商業，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時，卻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容，輕輕地回了一句：“你們的政治土壤，不太適合我齊國模式。”
戴梓聞言，愕然良久，隨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貴而惡貧寒，每個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秦國人也不能免俗。
司馬遷曾曰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商人的出現打破了財富的平衡，金錢權力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威脅，因此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極力打壓商人勢力，重農而抑商，以農業消解手工業和商業，以“均貧”削減貧富差距。“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
觀大秦治政，也未能脫離歷朝歷代之框架，對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壓和抑制之舉。因為，商業畢竟是自由的產物，我天朝上國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
數千年的發展歷程，商人從來就不是社會的主流人群，每一個工商業者都必須面對“一個時刻都可能被官吏藉口執行律法而強加掠奪”的王朝。強大的集權王朝管制和阻礙了商業統治集團的創立，在這種情勢下，似乎只有下層商業，市鎮店鋪和集場能有效作業。
像齊國這般“支援現代工商業的法律程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儒家傳統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
另外，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陸王朝的中央集權政治的特點是“產權不清晰”、“資訊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當官吏們作威作福到無視律法，以至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自己所有的一切。
如果王朝專制，君主暴虐，官場腐敗，人們的財產隨時都有受侵害的危險，那麼，人們往往把資財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鄉間地主和市間商賈的秘密地窖中積存的一個個巨大的銀冬瓜，無不是對此最為直接的反應。
權力，歷來就是專制社會中最主流的法則。在這種權力為主導的社會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產權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們更關注財富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學而優則仕”，只要進人官僚體系，就可以搶佔他人的財富，這實際是激勵人們去走掠奪性的道路，並在財富的分配上極盡鑽研，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創造更多的財富。
相反，齊國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將人導向財富的創造，刺激每個人去創造屬於自己的財富，形成一種正向激勵。
大秦之弊，在於制度之困和人心之變，非一時之革新，便能滌盪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