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素發現，在獲得任命和指令之後，王敬久將軍和蔡勁軍將軍覺得自己現有的身分和擔任的工作不便讓他們積極地參與此事，情報中顯示，他們將組織新團體的任務交給了副指揮杜老闆。
在組建這一新團體的過程中，杜先生發現了一個機會：讓自己的親信出任若干部門的首腦，於是便委任陸京士先生為龍華軍事法院院長，朱學範先生為上海總工會主席。
然而，當杜老闆將其副手名單呈交給軍事委員會時卻遭到了否決，這便使他大為惱火，同時也使陸京士和朱學範受到了侮辱。
鑑於杜老闆對於此事的突然冷淡，上海公安局長蔡勁軍將軍決定親介入。他藉助於忠義會（被丄部局警務處情報入員描述為“由黃埔軍校生組成”，由蒲鳳鳴領導的一個團體），在公安局內設立了這個特別組織的總部。蒲鳳鳴與蔡將軍隨後組建了兩個團——防護團、特務團。
防護團在蘇州河南北兩岸履行不同的職責。在城北，尤其是在虹口，他們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上海狙擊隊”，主要由“流氓”和失業工入組成，配備了毛瑟槍和手槍，在敵後狙擊日本入。
蘇州河南岸，在南市，防護團則主要由招募的居民組成，其任務是挖掘炸彈掩蔽體。南市每宅房子的主要住戶每天得向防護團提供勞動力，由蔡將軍的一個副手指揮，其辦公處設在露香園路上的五安小學內。迄於9月，已有300入被招募，完成了 57個防空壕溝。
特務團總部設在一座私立學校裡，這所學校是南市麗園路上紹興會館的一部分。它由蔡將軍的前刑偵課課長劉槐負責指揮。他的兩個副手乃是公安局的巡官陳半農和前公交車售票員張國權。
特務團的正規成員主要從失業工入中招募。官方承諾給他們每月9元的薪金，外加在可供1000 入住宿的學校內的食、宿。至1937年9月末，約有400人應募。
特務團也有一個偵查課，由30入組成，歸一個名為楊福林的男子領導。這些人駐紮在老西門外西林路上的敬親小學內，其中一位曾是小學校長的傅鐸馬記載道，劉槐曾指派他報告公共租界內日本便衣偵探的活動。他還被派去調查“漢奸”，若能發現足夠的證據，就下令中國警察逮捕通敵分子，並將其押至特務團總部的拘留所內作進一步審訊。
毫無疑問，戴利在蔡勁軍管轄下的這兩個組織中安插有自己的人馬，尤其是特務團的調査處。但是，這位秘密警察頭子將大部分注意力投在了杜老闆黨羽在勞工組織、商人圏子和黑社會中的網路上。
顯然，是戴利在9月未、10月初將這個受辱的流氓頭子及其青幫黨徒重新納入了軍事委員會的軌道，即勸說常凱申設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以將幫會成員轉化成準軍事人員。
蘇浙行動委員會由常凱申親自領導，其成員包括杜老闆、黃麻皮、王曉籟、虞洽卿、張嘯林、楊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陸京士。
戴利出任書記長，在法租界善鍾路上設立辦公處。委員會的組織分為參謀處、政訓處、情報處、訓練處和總務處，處長都是特務處的官員，諸如陳旭東、汪祖華、謝力公及俞樂醒等。⑥
當前的主要任務乃是訓練幹部和招募民兵。在松江和青浦開設了特訓班，以培訓參加和領導別動支隊的人。此後，在10月初，戴利利用委員會的職權，組建了“別動軍總指揮部二其總部稱為“淞滬別動總隊”，位於南市祈齊路對面楓林橋附近沈家宅1號。
它雖然在名義上歸杜老闆管轄，但是據別動隊的一個成員說，實際上的首腦卻是戴利，他以藍衣社首領而聞名。而杜老闆的“外交事務“助理、舊青幫首腦、來自山東的劉志陸是別動隊有名無實的副首領。
關鍵部門的人員則都是戴利的親信：陳旭東任參謀長，參謀處長方超，督導處長周偉龍，經理處長周家禮（後為譚良甫），總務處長賙濟文，技術室主任俞樂醒。俞樂醒還和謝力公一起負責松江和青浦的特訓班。
淞滬別動總隊分成五個支隊，每個支隊500到3 000人.總共8000人。每個支隊又分為三個大隊，下面進一步分成中隊、小隊和區隊。自區隊首領以上的所有官員，不是戴笠特務部的成員.就是來自恆社的骨幹。
其成員來自形形色色的社會階層，上海店主協會的店員、幫會中的地痞和流氓、國民黨軍隊的散兵遊勇、日軍進攻期間因工廠和店鋪關閉而失業的勞工，以及有組織的勞工聯合會成員。
早在1937年2月就成立了“上海商團“，當時，中國商會曾在上海報紙上刊登廣告，為店員免費提供市民訓練課程。有個名為陶民舟的21歲的紹興人應答了這一廣告，他在閘北經過了四個月（3月至6月〉的教程，之後又回到了他所工作的染坊。但是當1937 年8月中日開戰後，他則參加了南市的保安隊。9月初，該保安隊重組成上海別動隊的第五支隊，由陶一珊上校率領，他被南京委任為上海所有市民訓練中心的首腦，其總部設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
此後，陶上校發給了陶民舟一把手槍、八發子彈以及四顆手榴彈。他住在申新紗廠對面一所沒有門牌的房子裡，其任務是檢查經過白利南路的行人和車輛，以保證沒有“漢奸”進人華界，陶民舟的“官銜”包括兩個布徽章:一個標明其身分為“上海別動隊06595號”，並命令他“服從指令，嚴守紀律，忠於職守，苦戰到底”。
另一個徽章則標明其佩戴者隸屬於“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隊。1937年10月24日，陶民舟和一個同事試圖檢查一輛卡車.卻遭到巡捕史密斯（E.P.S. Smith）的阻撓。當他們拔出手槍時，史密斯奪下了槍，並逮捕了他，其同事則得以脫逃。最終，陶民舟被移交給上海警備司令部。
陶一珊上校的商人和工人組織，是供應卡其布制服和配備舊毛瑟槍的幾個團體之一。二支隊駐紮在南市魯班路上的東亞體育學校，它受命幫助警察維護法律與秩序。然而，據樣惠芳（別動隊成員，“因其1932年的恐怖活動”而聞名於公共租界的警方）的證詞，當他被控試圖在法租界搞暗殺時.他的支隊（配備有手槍）的目的，乃是“只查詢漢奸”，此人後來可能被移交給了就近的中國警察局。
三支隊歸上海總工會主席朱學範領導，他的任命最初是由軍事委員會下達的。可能是為了維持對勞工的控制。命其他的工人組織包括由陸京士領導的郵工支隊和海員支隊，以及碼頭裝卸工支隊。
許多應募的新人員都是失業青年。18歲的林德福，寧波人，在跑馬廳路附近被公共租界警方逮捕，罪名是試圖招募“便衣男童子軍”。審訊中，林德福說，他自己曾被一名姓李的30歲的賣報者介紹給別動隊，此人曾向九江路上被招募人民兵的一幫男性青年作了生動的演講。林德福與其他約 40名男子被他所呼籲的愛國主義所感動，或者僅僅是好奇於他似乎提供的機會，於是便追隨這位姓李的賣報人前赴南市麗園路上設在紹興同鄉會會館內的別動隊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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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裡，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願意接受軍事訓練，就能獲得每月9元的津貼，外加一日兩餐和睡覺之處。如果他們拒絕，則可以返回家中。約有600人留了下來，都是18至36歲間的青壯年。
持否定態度者後來將別動隊描繪成“烏合之眾”，它在抗擊日本人方面幾無軍事作用。杜老闆的副手陸京士與水祥雲突然放棄了他們通常的，黑暗角落裡老鼠的角色，穿起了挺括的制服，變成了當時的英雄。
他們最初可能是保衛蘇州河南岸，梵皇渡路與曹家渡交叉口至日暉港一帶的地區，但是當日軍發動渡越蘇州河的攻擊後，別動隊便撤退了。
在上海的華界陷落之前已逃至法租界海格路上的據點內。雖然依然希望重新召集其參加南市英勇保衛戰的舊部，竭力模仿謝晉元團長的壯舉，謝在1937年保衛四行倉庫的事蹟已經成為愛國主義的教材。然而，許多骨幹都放棄了指揮，逃入租界避難。當日軍殺進上海的華界時，抵抗部隊的大部分著名指揮官已經離開了上海。
1937年11月，市長俞鴻鈞、宋子文、錢新之及王曉籟都秘密地去了香港。杜老闆也在其中，他旋即為常凱申組織了秘密的情報活動，其部分經費來自他與戴利建立的一個名為“港記公司”的麻醉品企業。
在此同時，上海別動隊分散了。大部分武裝単位撤到了安微與江蘇的邊界地區，尤其是屯溪和歙縣等地。在那裡，他們或者與諸如前湖南強盜陳世虎之流的軍閥結合在一起，成了“遊而不擊”的游擊隊;或者嗣後被戴利編組成忠義救國軍，最終由美國人裝備起來。
1938年2月1日，最後一批別動隊入員撤出上海，在中文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告別信，聲稱他們“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離開了租界。此時，戴利已經逃離上海，經由長沙而赴香港，蘇浙行動委員會完全解散了。
留在上海郊區的各支武裝，有的叛逃到日本人那裡，成了偽軍。但有一支浦東游擊隊仍在積極抵抗，於1938年9 月11日發動了一次協同戰鬥，襲擊了東昌路上的一個日軍哨所和偽軍辦公處，並在敵軍動用重機槍之前安全撤走，游擊隊依舊在城外活動。
只是關於上海的戰事，從此轉入了地下，在其後至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34個月中，他們躲在租界裡，秘密地指揮著恐怖活動。
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間，還進行了自己的城市情報與反情報活動，把軍統局上海區站置於戰時狀態。在此之前，由周偉龍指揮的上海站的五個“外勤”組都主要集中於進行反共的監察及資訊截獲。
周偉龍答應戴戴利，他將留在法租界內，在“潛伏區”內建立從事破壞活動的隊伍，以騷擾敵人。出於安全的考慮，這些間諜組織與別動隊完全不接觸，而透過龔仙舫與戴笠直接聯絡，龔氏曾任上海特務團人事處處長，如今則被任命為上海網路的聯絡與資訊官。
然而.這些地下情報組織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賣，或者被日本反間諜機構所粉碎、或者被為偽政府效力的通敵的特工機關所收買。情報組織的新頭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內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軍統轉移至香港。
1939年初，周偉龍被法租界警方逮捕，軍統設法使他獲釋之後將其轉移到了重慶。四大金剛之一的王木天（在軍統內和陳功書齊名）被軍統局上海站的人事處長岀賣給了極司非爾路76號的偽秘密警察，很快也叛變了。
雖然軍統上海站很快地喪失了行動能力，但是有兩個特別行動組在整個“孤島”時期更有效地活動著。由於常凱申對上海通敵分子的“漢奸活動”的狂怒，戴利組織了兩個秘密行動組，分別由趙理君和林志江領導。這兩個行動組，尤其是趙理君的那一組，實施了當時的許多暗殺大案，包括周鳳岐、陸伯鴻和張嘯林等人的謀殺案。據統計，戴利的手下在1937年8月至 1941年10月之間，在上海製造了 150起暗殺，儘管效力於極司非爾路76 號的偽特工人員在此期間滲透進了行動組。
工部局警務處特務股肯定意識到，像以前那樣的藍衣社表面上不再在上海積極活動。譬如日本人的《新申報》一樣，知道某些暗殺組是國民黨的秘密特工，他們甚至知道，這些行動組是由戴利指揮的。
隨著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地區，無論是藍衣社還是新組建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都應對發生在公共租界和租界內的親日華人的暗殺案負責。手頭的資料表明，戴利即重慶軍事委員會官員、前藍衣社成員，指揮著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功隊，即活動在上海郊區的游擊隊，負責該市的暗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