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幹部畢竟是專業的。只用了兩天，兩個政工幹部按照蒲素的提醒，偽裝成國軍抵抗組織的身份分別對三個叛徒進行了審問，獲得的資料和情報非常有價值。而且徹底搞清了三個人的來龍去脈。
農莊內，蒲素看著攤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審訊材料實在是沒有準備。隨手翻開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邊區政工同志紮實和細緻的作風實在是到了到了令他驚訝的程度。所有的供述，都清晰標註了年月，甚至精確到了日，以及其他參與人員等等。
徐恩佐，時年32歲，乃是一個來自靖江的一個流動商販的兒子。他14歲來到上海，之前讀過五年小學和三年私塾，此後，與一個阿姨住在靜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轉角處。在讀了六個月的小學後，他在漢口的一所中學讀了一年，然後回到上海，在父親的一個朋友店裡學做手錶生意。在四年的珠寶商學徒生涯裡，他還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課。可謂是自強不息，比較勵志了。
1931年初，他學徒期滿，於是打算自己開一家珠寶店，商號“興祥”，位於英租界的八仙橋附近。幾個月後，發生了滿洲鐵路事件，徐恩佐立即停止營業，參加了萬國商團，以更加有益的方式為祖國服務。
徐恩佐當時參加的上海市民義勇隊擁有500名成員，一個名叫王炳南的律師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絲綢店，開設了一個辦公室。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市的公共娛樂場進行一些訓練後其中的300位年輕人願意參加對日戰爭。
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為一個一個分隊的首領，王炳南率隊前赴寶山。在此，他們被編入中國軍隊，隸屬於第十九路軍。在於日本人的抗戰中，市民義勇隊遭受輕微傷亡。之後，他們撤到宋江，作進一步的軍事訓練。然而，在他們能夠重返前線之前，常凱申把十九路軍派往了福建，市民義勇隊解散，徐恩佐回到了上海。
1932-1933年冬天，徐恩佐組織了一個“群益社”，具有不同生活經歷的五十餘名成員聚集在位於八仙橋的他的店鋪裡，以“增進政治知識”。然而，政治利益並不物化，早在1933年末，徐恩佐就鑑於財政困難不得不解散了這一團體。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漢口的母親2000元錢，在巨籟達路和聖母院路的轉角處開了一家兌換店，樂觀的命名為“華興”。
這家兌換店僅僅只能維持他餬口，但是其拒絕與其他市民義勇隊的同志一起，參加“鋤奸團”以敲詐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相反地，當世界經濟蕭條最終影響到上海的時候，他關閉了店鋪，與一位學生朋友潛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當他得知父親生病後，便於當年11月回到漢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業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兩個朋友——一位是中華書局的編輯，另一位是就讀於南洋學院的大學生，後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學的幫助下，他在公館馬路與八仙橋路的轉角處開了一家亞美鍾表店。鐘錶生意十分興旺，徐恩佐便在靜安寺路開了家分店，將其總店遷至寧興路，並在夜校上課，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終懷著愛國心。他再次從自助到互助，與另一個大學生和一個香菸店店主於1936年9月在閘北組織了一個“一心團”。一心團擁有30個成員，大部分是勞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認識，推進救亡活動“。
救亡活動致使他與王炳南重新聯合。一心團在1936年10月以”別動隊“的形式參加了市民義勇隊、1937年1月，別動隊成員進行了軍事訓練，並獲得承諾，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將會得到武器在敵後打擊日本人。但是，這一承諾從未兌現，成員們紛紛離去，別動隊就解散了。
看到這裡，蒲素停了停。捫心自問，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戰爭爆發前的所作所為很值得欽佩。家國危難之際，沒有袖手旁觀，反而積極投身於各項抗日救亡活動中，實實在在的講，他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情懷高於一般國民標準。
“他的傷勢怎麼樣了？”蒲素看著在一邊的政工幹部，老劉問道。
“來的時候很嚴重，現在給他吃了點消炎藥，好了很多了。主要他當時是被打斷了肋骨，一直沒有進行治療，發言之後導致了氣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動就不能徹底固定痊癒，而肋骨那個地方也只有靜養恢復……”
聽了介紹以後，知道徐恩佐沒什麼大礙，肋骨這個位置出現骨折上夾板也沒辦法，不能固定，只能綁上束縛帶靜養了。讓這邊的衛生員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說。
不管徐恩佐之後到底做了什麼，是怎麼樣投靠到76號的，事情發生那樣的變化必定都沒那麼簡單。起碼在這之前，他做的比大多數人要好。而且出錢出力，數次加入他能接觸到的組織，並且還在解散之後發起互助，成立了一個愛國組織。依靠微薄的經營收入支撐，直到撐不下去，籌措到錢財之後，又再度投身抗日運動，僅僅這些就實在是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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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照了看押的同志，給徐恩佐增加營養，保證用水衛生之後，蒲素繼續看了下去。
7月8日，盧溝橋事變的翌日，徐恩佐和趙光義（已經到達重慶，軍統特工）決定組織中國青年救亡協會。徐恩佐將兩爿鍾表店賣了1000元，在南市老西門關帝廟設立了一個籌備處。1937年7月15日，在張貼好廣告之後，中國青年救亡協會在關帝廟正式成立，並在此建立了一個訓練營。一千多人出席，並聆聽了救亡協會會長趙光義和行政處長學恩佐的演講。
當時和此後應《中央日報》的廣告而前來的一些人，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見，並被要求將其參加救亡協會的理由寫下來。其中三人嗣後成了徐恩佐暗殺組的成員：23歲的工廠學徒王志谷、19歲的學生姜海東、25歲的印刷工周守剛。而第四個人孫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凱旋遊行隊伍投擲炸彈。
其後的數天內，這些新成員（都是學生、學徒或店員）參加了有關當前政治形勢的一些講座。7月21日，代表張治中將軍的一位官員給了他們地址，要他們趕赴上海郊區，協助軍隊修築防禦工事。大部分在18至20歲之間的約200人，作為志願人員，在徐恩佐的帶領下，前赴南翔，參加了國軍第八十七師。接下來的一個月，他們在獲得食品但無薪金的情況下挖戰壕。8月13日戰事爆發後，他們主要是在夜間工作，以躲避日本人的轟炸。其條件相當艱苦，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從而退出了工作。
8月底，徐恩佐告訴他們道，他們已經被重組進了特務團，並將接受軍事訓練。1937年9月2日，他們轉移到了龍華，重組為蘇浙特務團第二團第七營第三連。團長是朱雪峰，他是上海總工會主席和杜老闆的門徒。在一個月的艱苦軍事訓練之後，他們裝備了手榴彈、手槍、步槍、並且學會了使用的方法。這個階段裡又有很多人因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該特務連轉赴南市的東亞體育專科學校，被指派在老西門軍法司令部周圍的地區巡邏。只要他們認為有必要”鋤奸“，就有權採取任何措施：如果他們逮捕了“有漢奸行為”的人，就在司令部內的軍事法庭對其進行審訊，一旦發現有罪，就草率地將其處決。
1937年10月底，這一特務連被派往南市外灘的警察署，以協助警察預備隊地域日本人來自黃浦江方向的攻擊。此地是國軍在11月11日，上海之戰的最後一天所守衛的最後一道防線。
外國記者當時從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見證了日本人渡過黃浦江之後的這場巷戰：
“我們看見日本人自始至終躲在坦克後面，小心翼翼的推進，坦克車開了數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滿了噼噼啪啪的開火聲。在我們對面，近到扔一個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國軍隊的一挺機槍從一個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噴射出火光，該碉堡修築在從徐家彙流出的一條小河的左岸，河灣旁用木柱支撐的小屋沿線都佈滿了中國的狙擊兵……
爆破員出現了，造成了一連串的燃燒性破壞……我看著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對面的殘壁之後，準備渡河襲擊。有幾輛坦克開上來，向位於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開火……一門戰壕迫擊炮直接擊中了它，我看到戴著頭盔的中國人蹲了下來，並且向後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個南市……中國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連隊與警察預備隊並肩作戰，直到黃昏。當時，華人警察恐懼起來，遂逃進了法租界。特務連緊跟其後，躲如敏體尼蔭路南端的一扇小鐵門內。
法國警察守候在那裡，將他們包圍了起來，強迫他們扔下武器，並將他們送往位於法語學院校園內的一個俘虜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動地想了一個辦法，與其他連隊的另外五個夥伴在途中溜掉了。
後一個星期，徐恩佐從一個旅館換到另一個旅館，最後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內找到了一個房間。他依舊斷然決定繼續其“鋤奸活動”，因此在之後的一個月內，他開始積聚起一個小軍械庫：若干炸藥、手槍、一支左輪槍和幾支勃朗寧自動手槍。
這些軍械有的得自第三連的前戰友。有的則購自曾在第八營服役的特務隊成員。他把槍支、手榴彈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鋪內——位於寧興路上的亞美鍾表店的閣樓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組得知日本松井將軍計劃在南京路上舉行凱旋遊行、徐恩佐便於其他三人、包括孫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彈，擠在上海主幹道的人群中。
當日本軍隊行進時，警察將圍觀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兩個同志只能待在距離遊行隊伍足足有30米的一條弄堂口。然而，孫景浩卻離的較近，他擠出人群，及時趕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彈，炸傷了幾個日本兵和巡捕。孫景浩被當場射殺。
其他三人十分恐懼，立即逃逸。數天之後，12月16日，當他聽得傳言，聲稱日本人將逮捕曾經參加過特務隊的所有人員時，便決定搭乘輪船離開上海，趕往寧波，再從寧波換乘火車至杭州。
在審訊材料裡，徐恩佐聲稱，他在杭州與省政府主席會面之後，被派往紹興縣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當時，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務團第三連的所有成員都帶到漢口，進一步開展救亡活動”。
於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個收容所裡，徐恩佐告訴姜海東和一幫前特務團“便衣偵探”道，他們應在漢口參加救亡，他將透過當地的同鄉會安排遣送事宜。
於是徐恩佐帶著一些人先期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並在月中離開廣東，乘火車抵達漢口。三份口供相對應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員姜海東交代道，徐恩佐告訴他，自己將作為他這位前任醫護兵安排離滬的交通工具，於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國輪船到了香港，並且在兩天後按同一路線前往漢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經在漢口。之前在上海的時候，他見一份報紙的報道聲稱，中國青年救亡協會的首領——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於是他立刻匆忙地帶著幾個人離開了上海。當抵達漢口時，發現中國青年救國會的一些前同事已經設立了一個辦公處，每月獲得政府的數十萬元補貼。
部分來自秘密工作基金的這筆款項，主要用以資助救國會的上千名成員。其中有些人是自己來到漢口的前特務團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