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托的建議的確是很誠懇的，也就是今天有點熱血上頭了，否則的話，這些話他是絕對不會當著斯大林同志的面說出來的。坦率的說，維克托不希望列寧格勒的事情複雜化，更不希望聯盟內部出現另一場大的政治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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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列寧格勒被稱為聯盟的第二首都？為什麼日丹諾夫同志所領導的列寧格勒派，能夠在聯盟的中央領導核心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說白了，還不就是因為這個城市，這個州，在聯盟的政治版圖中，佔據著極為特殊的地位嘛。
可以負責任的說，儘管日丹諾夫同志已經病逝了，其在聯盟中央領導層的影響力，也在迅速的消散，但即便是這樣，一旦莫斯科對列寧格勒採取大規模的整肅，並且還是以打擊所謂“陰謀集團”的名義來做這項工作，那麼可以預見，一場席捲全聯盟的政治風暴就會立刻出現。
不要忘了，在三十年代中期，那一場席捲全聯盟，並造成無數人被處決的大清洗運動，也是以列寧格勒為發.asxs.的，想想當年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他們是如何倒下去的，猩紅的歷史殷鑑不遠，若是列寧格勒再出現一次風暴，好不容易從當年熬過來的人們，又怎麼可能不提心吊膽的。
不過，儘管維克托說的話很實誠，但斯大林同志顯然沒興趣考慮他所說的這些，關鍵是斯大林同志現在所關注的焦點不在黨內革新上，而是在於已經迫在眉睫的一場政治風暴。
“這麼說，你不贊成就列寧格勒黨代表選舉舞弊的問題，對包括波普科夫在內的列寧格勒州、市兩級黨委，展開深入徹底的調查？”斯大林同志依舊是用那副平靜的語氣說道，“或者說，你對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同志的任命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庫茲涅佐夫同志是老資格的中央委員了，”維克托說道，“同時，他也是前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對於他的任命問題，我沒有資格提出個人意見，但對於列寧格勒州市兩級黨委的問題，我認為不應該搞得過於喧囂。最重要的是，在黨代表會議選舉舞弊這件事上，我們不能僅看舉報信上所反映的那些內容，也不能僅聽少部分同志提出的意見和觀點。我的看法是，既然是列寧格勒的問題，那我們不妨多徵詢一下列寧格勒那些同志們的意見，聽聽他們都說些什麼。”
語氣頓了頓，他又補充了一句：“即便是要對列寧格勒的問題展開調查，我們也應該抱著中立的態度，抱著對待同志的態度，去調查取證，而不是戴著有色的眼鏡，抱著落實罪證的態度去作出判決，畢竟那樣的態度本身就違背了我們黨內對待同志時所應秉持的原則。”
“你認為列寧格勒地方上的那些黨員幹部，能夠實事求是的向調查人員反映情況嗎？”斯大林同志反問道，“萬一某些同志所反映的那個‘陰謀集團’的確存在呢？他們作為列寧格勒地方上的勢力，會不會做出一些混淆視聽的應對措施，藉以矇蔽調查人員的視線。”
“我的看法是，調查總歸是要講究證據的，”維克托毫不猶豫地說道，“調查的最終結果如何，不是看某些人說了什麼，怎麼說的，而是要看調查所掌握的證據鏈是否完整，這些證據鏈組合到一起，是不是能夠將一種可能性全部說通，而這裡所說的證據鏈，不僅要包括人證，還要包括物證......”
他的話才說到這裡，就被斯大林同志給打斷了，這位領袖同志擺擺手，用帶著幾分不耐煩的語氣說道：“我不關心具體的調查工作如何展開，我只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由你前去列寧格勒負責調查工作，你能不能將那裡的問題調查清楚？”
維克托有點愣神，他未能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接下來一段時間，政治局將安排三個調查組離開莫斯科，去執行不同的調查任務，”斯大林同志倒是沒有催促他，而是岔開話題，轉而說道，“第一個調查任務，就是有關保健局專家組的調查工作；第二個調查任務，則是費爾干納地區的民族衝突問題，而第三個調查任務，就是列寧格勒的問題。”
維克托抿了抿嘴，他很想說，如果能夠讓他選擇的話，他很樂意接受第二個調查任務，儘管這個調查任務也燙手的很。
所謂的“費爾干納地區”，就是中亞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以及烏茲別克這三個加盟共和國交匯的地方，三國的邊境線在這裡犬牙交錯，構成了一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正因為當地的形勢太過複雜，因此，在這一地區的民族衝突時有發生。
其實，在俄羅斯東進的歷史上，中亞地區是有著七個汗國的，當時的俄羅斯利用兩百多年的時間，將這七個汗國逐一納入自己的版圖。而到了蘇聯時期，生活在這片地區的各族人，依舊不斷的發生叛亂，試圖從蘇聯獨立出去，建立自己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為了穩定當地的局勢，平息持續不斷的叛亂，聯盟在原來七個汗國的領土上，成立了五個加盟共和國，也就是今天的中亞五國。
可惜的是，儘管五國都獨立了，可因為邊界劃分的問題，他們彼此間又開始頻頻爆發衝突，尤其是在費爾干納地區，三個國家的居民為了爭奪水源，幾乎每年都要爆發衝突，並且每年都要死人。
為了化解三國之間的矛盾，莫斯科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到一九二九年，再到一九三六年，對三國在費爾干納地區的邊境線，先後進行了三次勘測，並重新劃定版圖，可即便是這樣，三方的矛盾衝突也從未平息過。
就在兩週前，三個國家的居民再次因為水源的問題而爆發衝突，而在此次的衝突中，三國的邊防軍部隊甚至都參與進去了，這也導致了衝突規模的擴大和人員傷亡的提高。
維克托之所以願意選擇這一項調查，倒不是因為這個調查基本只是走個形式，畢竟那裡的衝突幾乎每年都有，而相應的調查也幾乎每年都做，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三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就不可能徹底結束。
維克托之所以願意去那裡，是因為這項調查與他所堅持的一項立場有關，即反對黨員幹部民族化的立場。沒錯，三國交界處之所以幾乎每年都會爆發民眾衝突，其根本原因，可以說就是出自於黨員幹部民族化的問題。要知道，過去若干年裡，但凡是在該地區爆發的衝突，往往最初都是民眾自發的，但其衝突的擴大，卻基本都是由當地的黨員幹部們唆使的。
權力所奉行的就是那樣一條規則：從誰的手中獲取，就為誰提供服務，而黨員幹部民族化的一個既定事實，便是某地的黨員幹部，大都出自當地居民所屬的民族，這些黨員幹部在任職之後，為了能夠在當地站穩腳跟，必然會在各個方面向當地人妥協，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會更加激進的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場。
過分重視民族立場，而忽視了聯盟和國家的利益，這就是黨員幹部民族化所帶來的弊端，也是中亞三國交界處衝突頻發的最直接原因。
不過，維克托也知道，儘管斯大林同志擺出一副讓他自由選擇的姿態，但實際上，他是根本沒得選的，至少他想去中亞是不可能的，那一項調查只適合安排給老同志，比如說安德烈耶夫同志、伏羅希洛夫同志等等，而作為黨內高層中最年輕的一個幹部，他是肯定要背最重的那個擔子的。
果然，斯大林同志並沒有給維克托選擇的機會，他緊接著便說道：“稍後，我會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推薦你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一職，然後再安排你到列寧格勒去，由你負責調查那裡的問題。”
在聯盟內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上是一個級別很高的機構，該委員會的委員，是由中央委員會選舉出來的，而要想獲得該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其本身首先要是正式的中央委員，然後才能獲得參選的機會。
維克托此前擔任著主管國家安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在他的領導下，不管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還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都享有調查案件的權力，但問題是，這兩個部門所享有的調查權，並不包括對布爾什維克黨內問題的調查，能對黨內問題展開調查的，只有中央監察委員會。
斯大林同志很看重列寧格勒所出現的問題，所以，他需要一個信得過的人去調查，於是，他選中了維克托。而在安排維克托前往列寧格勒之前，他卻又給維克托安排了一個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讓他以這個身份去調查列寧格勒的問題。
這件事細品一下，顯然就不難看出斯大林同志在列寧格勒問題上的立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