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洛夫，也就是謝爾蓋·尼基福羅維奇·克魯格洛夫，同樣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中貝利亞同志的親信之一，另外，此人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系統中，為數不多的“高階知識分子”之一。
就像此前所說的，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中任職的大部分中高層幹部，都是學歷水平不怎麼樣的人，類似阿巴庫莫夫那樣的小學畢業生也有不少，而在這其中，類似克魯格洛夫這種曾經在紅色教授學院學習過的人，絕對是少數中的少數，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的時候，還是比較受貝利亞同志重視的。
實際上，與阿巴庫莫夫同志類似，克魯格洛夫也算不上是貝利亞同志的核心死黨，他是在一九三七年之後，才調到貝利亞同志身邊工作的，最初，他是貝利亞同志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第一副手，換句話說，他在當時其實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第二把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貝利亞同志對他的信任都是無以復加的，那時候，克魯格洛夫甚至掌握了整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事權和幹部任免權。
但是後來，不知道是處於一種什麼原因，他與貝利亞同志的關係疏遠了很多，不僅第一副手的職務被人取代了，就連人事部門領導的工作也被取消了，在過去幾年裡，他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中的存在感並不高。而隨著聯合國的成立，他又被派到了美國，專門負責聯盟駐聯合國代表們的安全工作去了。
此前不久，聯盟派駐在聯合國的代表團換了人，葛羅米柯同志的團隊返回了莫斯科，而作為他們的安全工作負責人，克魯格洛夫也被調了回來，不過其返回莫斯科後負責什麼工作，維克托就缺乏瞭解了，沒想到的是，庫茲涅佐夫同志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將這個人也拉攏了過去，他才剛剛將阿巴庫莫夫送上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主席的位置，又想緊接著把內務人民委員部也拿下，不得不說，庫茲涅佐夫同志的野心確實是有些大了。
書房內，維克托手裡握著一支鋼筆，他將克魯格洛夫的名字寫在面前的一張便箋上，手中鋼筆的筆尖，不停在這個名字上點來點去。
先是阿巴庫莫夫，緊接著就是克魯格洛夫，貝利亞同志手下的兩員大將先後跳槽，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它是一種徵兆，預示著貝利亞同志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掌控力，已經進入了絕對的衰退期，即便是沒有來自於庫茲涅佐夫的打擊，他的小集團恐怕也會出問題的。
還是那句話，貝利亞同志的情況與維克托的情況並不相同，貝利亞同志的仕途前景並不明朗，他現在除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成員的位子之外，在黨內缺乏存在感，同時，還承受著斯大林同志的猜忌，地位不穩。因此，那些曾經追隨他的人，心中難免會有所顧慮，至於類似阿巴庫莫夫、克魯格洛夫這樣的，原本就不受他重用的人，就更有可能選擇在這個時候轉換立場了。
而維克托的仕途目前則是處在絕對的上升期，他向莫斯科核心領導層的靠攏步驟太明顯了，相信任何一個關注著他的人都能明顯體會到——剛剛從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主席的職務上離開，前往卡累利阿地區主持工作，結果連半年時間都不到，就再次被調回莫斯科，掛上了一個中央書記處秘書處主任的職務，成為了斯大林同志在中央書記處的副手，這樣的任職履歷，太能體現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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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那些曾經被維克托安排到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各個崗位上的人，在作出政治選擇的時候，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會多的多，他們需要考慮，為了一時的利益，背叛一個處在快速上升期中的年輕幹部，而且是無線接近莫斯科領導核心的年輕幹部，這樣的選擇是不是值得，將來的某一天，他們會不會為此遭到對方的報復。
說白了，就是在這種時候，背叛貝利亞的政治代價，明顯要比背叛維克托的政治代價更低。
當然，最最重要的因素還有一個，那就是維克托曾經提拔起來的那些人，其地位還遠遠達不到阿巴庫莫夫、克魯格洛夫等人的水準，庫茲涅佐夫與貝利亞之間那種層次的爭鋒，還牽扯不到他們那個級別的人，因此，他們承受的壓力和受到的誘惑都沒有那麼大，自然轉換陣營的慾望也就沒有那麼強烈了。
其實對於維克托來說，不管是阿巴庫莫夫就任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主席，還是克魯格洛夫就任人民委員部的主席，都與他的關係不是很大，畢竟他還擔任著中央書記處秘書處的主任，是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在國家安全部門的問題上，庫茲涅佐夫同志所要針對的也並不是他。
另外，在最近一段時間裡，維克托與日丹諾夫同志之間的互動多了很多，兩人在工作上的交集非常大，由於維克托願意對日丹諾夫同志的工作給與充分的配合，因此，他這個斯大林同志眼中的紅人，也不是庫茲涅佐夫同志需要打擊的目標。
但相對於克魯格洛夫就任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這件事，對內情報局展開對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會的調查，顯然就值得維克托重點關注了。
眾所周知的一點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聯盟的空軍對聯盟奪取戰爭勝利做出了卓絕的貢獻，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還是在白俄羅斯戰役期間，空軍的卓越表現，都為地面戰場的勝利推進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而不能忘記的一點是，在衛國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聯盟的空軍可謂是一敗塗地，實話實說，當時在紅軍的系統內，空軍甚至沒有形成一個足夠獨立的軍種，不管是武器裝備還是作戰思想，都相當的落後，因此，戰爭甫一爆發，整個空軍系統幾乎都陷入了癱瘓。
可以負責任的說，聯盟的空軍真正發揮作用，還是從一九四二年開始的，就是在那一年，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諾維科夫同志開始擔任空軍的主要指揮工作，而馬林科夫同志作為最高統帥部的成員，開始負責航空工業的指導工作，配合他完成任務，並直接擔任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則是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沙胡林同志。
就是從一九四二年開始，聯盟的空軍開始了翻身大作戰，不管是一線部隊的組建、戰術的轉變，還是後方的大規模生產。新式飛機的研發等等，各項工作都得到了迅速的推進，並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德軍的發展速度。就在四年的衛國戰爭時間內，聯盟僅僅是組建起來的空軍集團軍就有十八個，總飛行戰鬥架次數以百萬計，其規模之龐大令人感覺驚悚。
空軍如此顯著的轉變，總不能說沒有諾維科夫同志的功勞，也不能說沒有馬林科夫同志和沙胡林同志的功勞，這是很顯然的。
不過，自從衛國戰爭結束之後，馬林科夫同志就因為戰時對航空工業的指導工作而備受指責，他的錯誤是在航空工業生產的過程中，過度的奉行官僚主義，以不科學的強制性命令，取代科學而專業的方法，並因此給航空工業的生產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
在戰後初期的那段時間裡，馬林科夫同志可沒少為此而煩惱，不過，那時候斯大林同志的表態比較含糊，因此，風波最終還是平穩的渡過了。
而這一次呢，同樣的風波捲土重來，與之前那一次的狀況有所不同。之前那次的風波，發起者並不是國家安全部門，而是一些黨員幹部，他們對馬林科夫同志的指責並沒有什麼實際的證據，完全是一種輿論上的衝擊，因此，在斯大林同志沒有明確表態的情況下，這種詆譭其實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
但是這一次的情況顯然就不盡相同了，挑起風波的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對內情報局，這個曾經由維克托短時間領導過的部門，可不像那些普通的謠言製造者一樣，他們專注於國內情報的搜尋，善於反諜、反破壞，因此，哪怕他們採取製造偽證的手段，也能將證據搞的似模似樣的，讓人真假難辨。
最重要的是，他們這次沒有直接針對馬林科夫同志，而是從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會的基層展開調查，調查的理由也不是什麼官僚主義，而是說該部門內存在反蘇維埃、反聯盟的敵對活動。
好吧，或許在維克托看來，對內情報局給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會羅織了什麼樣的罪名，如何去展開調查，並不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他真正看重的，是對內情報局已經有了充當政治鬥爭工具的傾向，要知道，當初在國家愛安全人民委員部主持工作的時候，維克托是堅決反對將國家安全部門納入政治鬥爭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