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人觀點的角度來考慮，維克托對宣傳鼓動部門這次主導發起的，全聯盟範圍內的思想整頓工作，是秉持著支援和贊成態度的，沒錯，在他看來，這種目的為思想糾偏的運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衛國戰爭爆發之前，儘管聯盟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但整體經濟的發展與西方國家，尤其是類似德國這種歐洲的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的，最重要的是，聯盟的經濟只經歷了三個五年計劃的發展，其發展水平不均衡是一個顯著的特點。
其實，對於蘇聯這種地緣廣闊的國家來說，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必然的特徵，包括維克托前世所生活的那個國家，也存在著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徵，而且不是短期內所能夠克服的。
在經過了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之後，聯盟經濟的發展主要集中在烏拉爾山以西以及烏克蘭等地區，而在烏拉爾山以東，包括遠東、西伯利亞等地在內的廣大地區，落後與貧窮還是當地的主旋律。
而隨著衛國戰爭的爆發，聯盟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卻成為了最先被摧毀的地區，在隨後幾年的戰爭中，為了將戰場堅持下去，聯盟的徵兵部門從貧困落後的東部地區徵召了大量的兵員，並將他們持續不斷的投入到西線的戰場。
就這樣，隨著戰線接連不斷的向西推進，並最終推進到柏林，那些從聯盟東部貧困地區招募來的年輕人，見到了歐洲，尤其是類似德國、奧地利、匈牙利這類經濟發達國家的繁華，用一句俗套的話來說，就是他們見識到了資本主義的虛假繁榮。
這種視野上的開拓，必然會對年輕人的心態、思想造成很大的衝擊，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他們的信念，為此，維克托才會認為宣傳鼓動部主導的這次思想整頓行動是很有必要的。
再有，從文化、文藝界的角度來看，在過去幾年的戰爭時期，聯盟對外的主要政策，還是集中力量反法西斯，同時，與英美等西方盟國保持友好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文藝界在創作工作中，必然會倡導某種偏向西方的文化主題。
現在，隨著戰爭的結束，聯盟的對外政策已經發生了轉變，同英美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從過去的友好，轉向了有所保留的對抗，如此一來，過去文化、文藝界的那種主旋律基調，自然也需要隨之轉變了。
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因為視野和認知的缺陷，人們的思想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出轉變的，就像在目前的文化、文藝界，就是有人在崇拜西方社會的文化元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他們的這種崇拜情緒，又滲透到了他們的作品裡，因此，要想杜絕這種現象，一場有針對性的思想整頓運動，自然也就勢在必行了。
總而言之吧，這場全聯盟範圍內的思想整頓運動，的確是很有必要的，對此，維克托也不會否認。
可是現在的問題在於，或許是日丹諾夫同志本人的問題，又或者是下面類似科莫沃斯基這種人製造的問題，宣傳鼓動部在思想整頓的工作中，正在逐漸走偏，他們顯然是將這次的思想糾偏運動，當做了打擊異己，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歷的機會。最重要的是，這種情況不僅僅在卡累利阿地區存在，在聯盟的其它地方同樣存在。
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文化與生活》雜誌上，對文化、文藝界親西方思維的批判，正在轉向對世界主義的尖銳批判。
當然，維克托同樣也不認同“世界主義”這種過於理想化的思想，在他看來，國際、民族這些屬性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標籤，再考慮到膚色等明顯的外在因素，除非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同一時間變為世界主義者，否則的話，一個人亦或是一群人的世界主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就像宣傳鼓動部所批判的那樣，一部分人的“世界主義”，實際上是對本國家的冷漠，一個人如果不能優先服務於自己的國家，那麼他的行為與叛徒就沒有什麼兩樣了。試想一下，一名世界主義者如果進入了聯盟的科技部門，那麼他們是不是會將部門中的重要技術資料洩露給外國間諜？畢竟他們是世界主義者嘛。
是的，維克托也不認同世界主義這種思想，他也贊同宣傳鼓動部對這種思維的批判，但問題在於，宣傳鼓動部門的批判顯然過界了，或者說，他們搞混了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的區別，搞混了反世界主義和孤立主義之間的區別，其造成的後果，就是打擊面的擴大化。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羅科索夫斯基同志都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煩，有人在質疑一個問題，即類似羅科索夫斯基這樣一個波蘭人，有沒有資格佩戴蘇聯紅軍的“元帥星”，他會不會為了波蘭人的利益，而出賣了聯盟的利益。當然，羅科索夫斯基所面臨的局面還不是個例，在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庫西寧同志也遭遇了同樣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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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托對聯盟內部存在的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都抱有極大的敵意和警惕，正是出於這種心態，他對斯大林同志所推動的民族遷徙政策是持贊成態度的，如果可能的話，他更希望將所有的民族分離傾向都扼殺在搖籃裡，不給它們留下一絲生機。
但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三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分辨不清的話，就會帶來工作上的巨大失誤，就像宣傳鼓動部現在的所作所為一樣，他們在宣傳口上所體現出來的做派，已經不是單純的反世界主義了，而是正在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如果任由其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從民族主義轉變為種族主義。
維克托的這種想法可不是危言聳聽，因為最近一段時間，針對猶太人的攻擊性言論，已經開始出現在報紙、雜誌上了。
如今，隨著在卡累利阿地區主政一方，維克托在某些政治問題上的觀點越來越明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正在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因此，對於某些不符合他立場或是觀點的做法，他也開始敢於去對抗，去表達自己的看法，哪怕站在他對裡面的人是類似日丹諾夫同志這樣的中央大佬。
索菲亞準備的早餐非常簡單，作為維克托身邊的人，她非常清楚自己男人的習慣，與絕大多數蘇聯人不同，維克托向來對早餐不太重視，很多時候，他甚至只用一片麵包就能把早餐對付掉。
趁著維克托吃早餐的工夫，索菲亞給他複述了一遍今天的日程安排——最近一段時間，維克托的工作並不怎麼忙碌，不過即便如此，他的日程依舊安排的滿滿當當的，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會見某某人，聽取某某人的報告這類事情，雖然枯燥乏味，但卻很有必要，是推不開的。
就今天的行程來講，維克托最重要的一場會面，訂在上午十點四十分，他要在住所會見遠道而來的芬蘭外交部對外經濟關係司司長，薩卡里·格蘭隆德。
按道理來說，作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書記，維克托是不用親自出面會見薩卡里的，雙方的職務不對等。薩卡里只是芬蘭外交部下屬一個司的負責人，而維克托卻是地地道道的國家元首——沒錯，卡累利阿畢竟是聯盟的加盟共和國，按照蘇聯憲法的規定，加盟共和國擁有獨立的外交權，所以，維克托的地位與芬蘭總統是一樣的。
不過，維克托並不在乎這些禮節上的東西，他更關注的是實際利益，考慮到這次薩卡里前來彼得羅扎沃茨克的目的，維克托很樂意抽出時間來見對方一面。
薩卡里先生這次的卡累利阿之行，並不是自己一個人來的，與他結伴同行的，還有一位來自法國的客人，名叫讓·莫內，此人是代表法國戴高樂臨時政府，前來聯盟洽談大宗物資採購業務的。
在前世的時候，維克托就知道讓·莫內這個人，此人在歐盟建立的過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此，有著“歐洲之父”的美譽。在二戰初期，此人便提出了將英法聯合為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府，一支軍隊的聯合政府。但是很可惜，這件事他沒辦成，畢竟法國在二戰中失敗的太快了，不過，他建立聯合歐洲政府的念頭，卻從未消退過。而隨著二戰的結束，他又提出了法德聯合的構想，“歐洲煤鋼共同體”就是在他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而這個組織就是歐盟的前身。
當然，維克托對“歐洲之父”本人沒有任何興趣，他真正感興趣的，還是對方手裡的訂單，大宗物資的訂單，這對卡累利阿來說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