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災難，至少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這樣的，但對於少數人，尤其是對極少數人來說，戰爭卻意味著機遇，而且還是發大財、走大運的機遇。
隨著戰爭結束，蘇美英法之間的關係自然而然的出現了跌宕，四國之間在戰爭期間被擱置起來的各種矛盾，都紛紛重新浮出水面，並在戰後地緣政治這個倍增器的加持之下，出現了越來越明顯且越來越激烈的趨勢。
自從聯盟的第一枚核武器試爆成功之後，蘇美之間的矛盾就開始迅速尖銳化，從歐洲到遠東，從東南亞到中東，雙方的碰撞時不時的出現，雖然烈度不大，但頻率卻是越來越高。
與前世稍有不同的是，英美之間的矛盾也在迅速變的明朗化。
在英國，擊敗了丘吉爾之後登上首相寶座的艾德禮，代表的是英國工黨的利益，而艾德禮所領導的工黨之所以能夠擊敗丘吉爾上臺執政，並且還是以壓倒性的大比例獲得選舉勝利，就是因為工黨所宣揚的全民福利制度迎合了英國選民的心理，同時，也代表著在英國社會中，左翼思潮正在回暖。
艾德禮及其領導的工黨，顯然也意識到了英國社會的現狀，因此，其政策路線，也在朝著左翼的方向靠攏，而具體的表現，便是內政上一系列國有化政策的實施，外交上積極推動與蘇聯的關係緩和，另外，艾德禮政府將工黨內極左翼代表人物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推到前臺，任命其為貿易委員會主席，並加強與蘇聯的貿易合作，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訊號。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這個人很有意思，其在英國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政治圈子內，享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工黨內極左翼勢力的代表，本身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三十年代末期，二戰爆發之前，其在英國國內積極推動與共產黨合作，組建反法西斯人民戰線。最重要的是，此人是丘吉爾的政治對手，也是丘吉爾的積極反對者，其對丘吉爾的抨擊，曾經一度令後者不堪其擾。
在丘吉爾與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之間曾經有一個小故事，說的就是有一次丘吉爾正在方便，秘書去找他，說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找上門來，要立刻見他，當時的丘吉爾便說了一句：“我正在出恭，一下子應付不了兩泡屎。”從這一個小故事上，就能看出兩人之間的矛盾有多麼的明顯了。
總而言之，儘管英國人在希臘等一些地區的問題上，並沒有改變立場，但其在英蘇關係的大局方面，還是與丘吉爾黨政期間有了一些變化，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工黨執政還是保守黨執政，英國人都不會心甘情願的將世界領導者的地位，拱手讓給美國人的。更進一步說，在中東、歐洲以及印度等一系列涉及到英國利益的地區，英國人也絕對不會對美國人主動做出哪怕半點讓步的。
可以確定的一點是，目前倫敦的對外政策，就是希望蘇美之間繼續糾纏不清，雙方內耗的越嚴重，它這根攪屎棍就越能從中漁利，不管是工黨還是保守黨，都在確保一個大前提的實現，那就是儘可能將美國人的勢力排除出歐洲，同時，維持住英國在歐洲大陸的領導地位。
那麼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目前可以威脅到英國在歐洲大陸地位的國家，一共有兩個，一個是蘇聯，一個是美國，那麼，在英國國內，針對應該將美國還是蘇聯作為首要競爭對手這個問題，難道就沒有分歧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的確有分歧，而這個分歧就是工黨和保守黨在對外政策上的不同點。
總結來說，就是工黨之所以願意同蘇聯改善關係，就是因為其內部認為，在戰後對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威脅最大的，其實是美國人，因此，將美國人排斥在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範圍之內，才是最應該遵循的外交政策，至於蘇聯人，他們在戰爭中同樣遭受了重大的損失，要想恢復過來，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英蘇之間是存在談判基礎的。
而與工黨相比，保守黨的立場則是相反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還因為保守黨的反共立場異常的堅定，這是意識形態的立場決定的。
於是，在對待蘇聯和美國的問題上，英國國內其實並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他們的立場也是搖擺不定的。
撇開英國，再看看法國。
就像之前所提到過的，按照美國人最初的計劃，法國在戰爭結束之後是得不到獨立地位的，畢竟法國的維希政府是投降了德國人的，並且在整個戰爭中都在為德國人效力，它是德國的僕從國，為德國法西斯提供了戰爭支援。所以，依照常理來說，法國應該像奧地利那樣被蘇美英三國切成三塊，分而治之。
但作為自由法國的領導人，戴高樂太精明了，他憑著自己的手腕，說服了英國和蘇聯，最終迫使美國人做出了讓步，為戰後法國贏得了獨立地位。
那麼話說回來，美國為什麼想要將法國切分成三塊？僅僅是因為法國人向德國投降了嗎？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美國人之所以極力想要將法國切割掉，是因為在戰爭之後，法國人的勢力依然足夠雄厚，美國人不希望將這個實力強大的國家保留下來，從而為其在戰後控制歐洲製造障礙。
沒錯，儘管一早投降了德國，說出去很丟臉，但也正因為如此，法國在整個戰爭期間所遭受的損失，才沒有大到無法接受的地步，相反，在過去的數年戰爭中，法國的工業實力和軍事實力，反倒比戰前更高了，就在德國人簽下無條件投降書的時候，自由法國所控制的軍隊，已經超過了一百五十萬，而且海空軍一個都不缺，從其整體實力來考量，甚至並不比英國人弱多少。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實力，法國人在戰爭結束之後，可沒有想過要對美國人低頭，巴黎的野心依舊是掌控歐洲大陸的霸權，他們同樣也不希望美國人的勢力藉機深入歐洲，與美國相比，巴黎倒是更樂意接受蘇聯人的存在，“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這就是歐羅巴的高傲。
所以，在戰後初期的國際政治格局中，美蘇對抗正在興起，但在歐洲大陸上，美國人和蘇聯人是一樣的不受歡迎，英法作為老牌的殖民帝國，也是世界性的強國，它們依舊不甘心退出世界霸權的舞臺，因此，從這一點上說，它們與美國人同樣尿不到一個壺裡。
就像之前在莫斯科的時候，維克托向斯大林同志所陳述的那樣，在如今的美國，一個可以影響國家政治格局的超大型利益集團，已經成型，並且還在迅速的發展壯大。在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推動下，美國人的對外政策將會變得越來越蠻橫，越來越暴力，他們需要對外輸出戰爭，以維繫其軍事經濟的長足發展。
而戰爭顯然是不得人心的，即便是美國的軍力強大，如果長期對外開戰的話，華盛頓也不會獲得來自民眾的支援，因此，在對外政策上，華盛頓就需要為自己製造一個敵人，一個可以拿來說服國內民眾，支援鷹派外交政策的假想敵，而就當前的格局來說，整個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蘇聯更適合扮演這個角色了。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歲末的幾個月時間裡，儘管美蘇之間在遠東、中東等地區，都存在著頻繁的摩擦和衝突，但卻沒有發展到外交關係真正破裂的程度，儘管作為美國駐蘇聯大使的喬治·凱南，已經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六七千字的報告，詳細闡述了扼制和限制蘇聯的必要性，但在首先限制蘇聯，還是首先限制英法的問題上，華盛頓其實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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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一九四五年歲末的幾個月裡，庫茲涅佐夫同志接受新的任命，他在兼任著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的情況下，正式進入中央書記處，擔任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在長達近四年的空缺之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上面，終於有一個主管的領導。
還是在這幾個月裡，斯大林同志在政治局的一場會議上指出：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有嚴重的不足和盲區，因此，聯盟現在的主要工作不僅是全面恢復社會主義工業，還要在群眾中進行深入的意識形態工作。於是，在這一指導思想的引領下，一場由宣傳鼓動部負責發起，範圍波及到整個聯盟文藝界、學術界以及文化界的思想整頓運動，全面展開。
依舊是在這幾個月裡，作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書記，維克托幾乎將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對抗雪災寒流，以及保障共和國基本保暖供應這些工作上了，他的立場很明確，那就是面對這個少見的冷冬，共和國必須保證不能有人被凍死，不死人就是一條底線，一旦這條底線跌破了，就必須有人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