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小說及其他
我向來排斥前言和後序，覺得有話就寫在內文裡，讀者自會明了，題外的話，不免絮絮叨叨，招人煩。可是，這部卻不同，寫完了書，還覺得有話要說，只好寫了《官場小說及其他》，權作後記。
有人說，二把手就像古時的“二房”，是一個尷尬的角色，上要討好一把手，下要應對三四把手，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個人以為，不僅如此，二把手是每個官場中的人走向高處的必經之路，二把手的目的是當上一把手，一把手的目的是當上更高層次的二把手。世上沒有永遠的二把手，也沒有永遠的一把手，有的，只是永遠的權力。二把手的處世哲學和政治智慧，幾乎囊括了整個官場的全部圖景，悟透了二把手，等於悟透了官場，也悟透了人生。在這個意義上說，要寫透這一個層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這裡有我認識上的局限性，也有時代的局限性，我無法超越自我，更無法超越時代，我只能盡力地、無限可能地去接近事物的本質，去觸控人的靈魂，能達到幾成，不是我說了算，讀者自有感悟。小說寫的人生，而人生就像茫茫叢林中的跋涉，你只能感覺到前面的方向，卻看不清前面的路。小說中的主人公何東陽如此，我也是如此。正因為前面的路上有許多不可確定性的因素，才有人迷失了方向，有人半途而廢，有人掉入陷阱，更有人披荊斬棘勇往直前。而何東陽呢？此去經年，異地為官，這不僅僅是一次升遷，更是一種人生的挑戰與超越，他將會遇到什麼樣的人，遇到什麼樣的事？他能否經得起金錢美色的誘惑？能否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求得平衡，能否憑他的政治智慧化解各種矛盾與難題？正因了我對他有這麼多的牽掛，才深感忐忑，也許，這也奠定了我有續寫的可能。
我每寫完一部長篇，心都要跟著人物走一會兒，把人物送上一程，心才能漸漸地淡定。我知道，那是一種牽掛，是一種情感的需要，有時候是由不得人的。就像老友來看我，把酒相待，分別時，直到遠去的車離開了我的視野，心跟著他走一會兒，才肯離去。文學是現實的翻版，當你對小說中的人物產生了情感後，離開時總是戀戀不捨。這使我想起了“文學就是人學”這句名言，這話雖然老了一點兒，卻也老得深刻。凡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無論你寫何種題材、何種領域，都離不開寫人，只要把人寫活了，寫出了人的情感與靈魂，寫出了人物的命運，就是好作品；否則，憑你說得天花亂墜，也無濟於事。在《二把手》中， 我力求走進人物的心靈，從他的靈魂深處尋找他的行為邏輯，不想只把它寫成道德小說，不想只對人的行為標準進行是非判斷，僅僅停留在怎樣“做人”的層面，更要考慮的是如何“立人”，寫出官員靈魂深處的痛苦和掙扎，以及對人的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正因為如此，我寫得也很糾結，在人物面臨的每一次選擇中，我都想從他的文化心理、價值判斷中找到一種合理性，並且，力求從現實矛盾中引發出一些值得思考的東西，與讀者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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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認為，中國的精英大多都聚集到了官場，從每年的公務員招聘錄取中便可看到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好的崗位，競爭率可達千分之一或者萬分之一，其中不乏碩士和博士。這種趨之若鶩的表象背後，還是官本位思想的影響和公務員鐵飯碗的優越性所致。在這裡，我不想過多地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我只是從文學的角度引發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就是說，為什麼反映社會精英的官場小說往往受到詬病，被文學界視為通俗文學，而寫農村的、普通農民的小說，反而被視為純文學？如果從人的精神層面來分析，一個官員的精神取向、文化程度，遠遠大於一個鄉村農民，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反差？這無疑是一個悖論，不知是官場小說本身出現了問題，還是評論界在認識上出現了偏差？
就目前的官場小說而言，的確也有許多受到詬病的地方，比如類型化、簡單化、複製性越來越嚴重。縱觀近年大量湧現的官場小說，可謂泥沙俱下，魚目混珠。這種原因的造成，主要是因為官場小說有著很好的市場潛力，才引發了好多人都來寫。會寫小說的也寫官場，不會寫小說的也寫起了官場，在官場中混過的人在寫，沒有官場經驗的也在寫，甚至於一些落馬的貪官在監獄裡待著沒事了，也寫起了官場小說。一時間，官場小說一下子充斥到新華書店的貨架上。有的官場小說實在卒不忍讀，開啟書看不到兩頁，就感覺到非常彆扭，書中的官場人物所言所行，根本不像官場中的人，一看就知是作家憑空想象出來的官場及官場人物。從寫作範圍上講，幾乎黨委和政府所管轄的各個部門都被人寫過了，幾乎所有的官銜都被命名過書名，比如《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市長》《縣長》《鎮長》《公安局長》《稅務局長》《環保局長》《紀檢組長》《文聯主席》《電視臺長》，還有秘書、司機、保姆等等，不一而舉。從寫作層面上來講，許多小說還僅僅停留在故事的表層，沒有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更沒有觸及到體制和社會的更深層，只故弄玄虛地以官場教科書、公務員必讀之類為噱頭來搶奪市場。如果讀者對他們所悟出來的“官場秘笈”信以為真，照本宣科付諸實際，則定然會誤入歧途。這些是與官場現實嚴重脫離的作品，整體格調灰暗，給“官場小說”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也誤導了讀者的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現實中的官場生態並非一些所謂“官場小說”描述的那麼灰暗，官場即是職場，爭鬥在所難免，但也並非沒有陽光，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的人來報考公務員。
官場小說如何擺脫類型化、模式化、表面化的困境？恐怕是每個官場作家都在思考的問題。誰不想超越自己和他人，誰不想給讀者帶來全新的閱讀，誰不想帶來更好的市場效應？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是你想超越就能超越得了的，這與作家個人的見識、心靈、氣質、思考、價值觀，以及對社會的認知程度、文學修養、政策水平都有很大的關係。就小說創作而言，我覺得沒有題材優劣之分，只有作品的高下之分。不是寫了農村題材的，你就是純文學作家，就是真正的作家；寫了官場商戰，就低俗，是通俗小說作家。相對而言，政治小說、官場小說更需要作家對現實生活敏銳的洞察和深刻的思考，你寫不出獨特的東西來，想讓讀者叫好也是不容易的。擺放在貨架上的官場小說很多，不是每本都有可觀的銷量，有的也只是賣個幾千冊上萬冊而已。貨架上的農村題材小說，也不是全賣不動，銷量達數萬冊甚至幾十萬冊的有的是。任何事情並非絕對，如果作家綜合能力上不去，你寫什麼也不行，要想超越自己和他人，只能是一廂情願的事。
我曾與一位編輯做過深入的探討，就現在的官場小說，從境界上分，不外乎三種：一種是以揭秘和往上爬為中心，裡面充滿了升官之道的披露，完全是滿足讀者權力欲和窺私慾的厚黑學讀本。時下名目繁多的官場小說，大多都還停留在這一層面。第二種境界稍高，能站在人性、權力和現實的層面寫出為官者的真實心理和複雜糾結的思想意識，寫出這一群體的真實生存現狀，對官場文化、官場生態、權力規則等作出比較深刻的闡釋和解讀。而能達到這一層面的作家也不多。第三種更深一層，能夠站在儒道傳統文化、權力更迭歷史、官本位心理和中國民眾集體無意識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境況裡，探討為官者更深層的精神習性、為官哲學和理想追求等。在時下，能達到這一層面的作家更少。這裡存在著作家認識上的局限性問題，也有時代的局限性的問題。往往，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認識上雖然很感性，卻也失去了全面俯視生活的理性。要想產生真正觸及到社會深層結構，觸及到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結構，觸及到人的靈魂深處的大作品，也許需要大的社會變革，需要遠距離的觀看，需要幾代作家的努力。
這裡便出現了一個文學界老生常談的問題，作家需不需要參與公共事務，需不需要社會擔待？我覺得一個真正的作家，是不應該迴避社會矛盾的，更不能放棄對社會的承待與責任。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說：“作家有義務介入公共事務。”如果這句話不是略薩說的，而是一位普通的中國作家說的，一定會引起中國的另一些作家和評論家的嘲笑：說這是功利文學，或者說作家要遠離政治事務，否則，就不可能寫出真正的文學。可是，略薩不僅這麼說了，而且他還用他的文學實踐傳達了他的這一思想，這讓那些想嘲笑的人沒有了資格去嘲笑，或者是沒有膽量去嘲笑。略薩在諾貝爾獲獎感言裡還說過：“我是作家，同時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許多基本的問題如公民自由、寬容、多元化的共處等都未得到解決。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裡的政治，根本不可能。” 事實上，社會現實、社會政治是與人類有密切關係的事務，介入社會、介入現實，是文學最主要的使命，一些真正的和不朽的文學，都是生根在社會生活的事務之中的。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裡，要談公共事務，要談政治，就不可能迴避官場。官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是社會矛盾最為集中的場所，更是社會最敏感的細胞，誰要是真正寫透了官場，也就寫透了社會和人生。可是，這樣的認識在當下很少能得到主流文學和評論家的認可，正因為作家介入公共事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譏笑與排斥，才導致了反映社會問題的官場小說在圈內備受冷落。如果把時光拉近五十年，像前蘇聯作家柯切託夫的《州委書記》這樣反映現實的作品，恐怕也會被劃為通俗文學的行列，很難得到應有的關注。而《州委書記》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卻被列為內部參考書，它對當時的領導決策起到了別的小說無法替代的作用。
我不敢肯定這是不是我們認識上的侷限，但至少也算是認識上的偏差和過激，才導致了眼下的官場小說冰火兩重天：一邊是市場的熱棒，一邊是評論界的冷淡。而讀者喜歡的，評論家總是不喜歡；評論家喜歡的，讀者又非常冷淡。評論家總是與主流文學緊緊地團結在一起，非主流的文學總是與廣大讀者團結在一起。這是不是文學界的又一種悖論？
事實上， 官場小說中也不乏優秀之作，如果悉心品讀，它的文學性，它所轉達的社會信息量，絕對不亞於那些所謂的純文學作家寫的農村小說。固然，寫官場小說的人很多，免不了泥沙俱下和粗製濫造，正如農村題材的作品中也有粗製濫造之作一樣，我們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這種型別的寫作，更不能因為一觸及到官場，一暢銷就認為它不是文學。文學大師司湯達有一句名言：“如果有這樣一位作家，在馬德里、斯圖加特、巴黎和維也納等地，靠翻譯賺錢的翻譯家都爭相翻譯他的作品，那麼，這位作家可以說是已經掌握了時代精神的趨向。”如果把他的話做一個中國式的改寫，就應該是這樣：“如果有這樣一位作家，出版公司、書店老闆、靠出書賣書的人都爭相出他的書、賣他的書，那麼，這位作家可以說初步掌握了時代精神的趨向。”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更加理性地認識我們當下的創作和糾正我們曾經的偏執？為什麼不能用更加寬宏的心態來看待他人的創作，非要先入為主地妄加排斥？一位在圈內很火的中年作家曾在報紙大罵官場小說都是垃圾，並且公開申明他不會看這些垃圾的。我正為他偏執的骨氣暗暗稱讚的時候，沒想到他竟然也出了一本被他貶為“垃圾”的垃圾。而且在“垃圾”的封面上公開印上“官場小說”的字樣。遺憾的是，他的“垃圾”沒有像別人的“垃圾”那麼暢銷，幾乎在讀者中沒引起任何反響就被別的“垃圾”淹沒了。看來，官場小說也不是誰想寫就能寫好的，暢銷書也不是誰想暢銷就能暢銷的。正如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所言，純文學作家想擠進暢銷書的行列難，暢銷書作家想擠進純文學的行列也難。還有一位獲過國家級大獎的作家說，幸虧我的作品沒有暢銷，否則，我就完了。我不覺暗想，幸虧他完了，沒有暢銷，否則，暢銷書作家中又多了一個不真誠的人。
作家這個圈子，言不由衷者實在太多了，性格擰巴者也不少。作品離讀者太遠了，他說是寫給後代看的；放到書店裡沒人買，他說他拒絕市場寫作；讀者不願意看他的書，他說讀者素質太低；寫得太離譜了，他說是探索；誰的暢銷了，他說是垃圾。他們總是有理由，自欺欺人又想欺騙他人。有時候，你騙自己容易，騙他人卻不容易。一本書的好與壞，作者講再多的理由也沒有用，最有發言權的還是讀者，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消費群體。一個眼裡沒有讀者的作家，你可以獲獎，可以評高級職稱，可以當作協領導，讀者卻不買你的賬。一本書放到書架上，就像蔬菜進了菜市場，你去買菜，肯定要挑新鮮的自己喜歡吃的來買，決不會買那些腐爛的發黴的。將心比心，道理就這麼簡單。
在我的部落格裡，有一位作家曾經隱姓埋名地惡罵道：“你們這些官場小說作家，寫的都是垃圾，都是浪費國家的紙，要不了兩年，就成了紙漿。”我看著這樣的話，彷彿看到了那張因嫉妒而變了形的臉，被陰暗的角落裡反射過來的光照得越發陰暗。可是，無情的現實給了他最有力的回擊，我十年前的書，並沒有成為紙漿，現在已經出到了第三種版本，而且照樣有人買。嫉妒與詛咒，只能將自己氣出病來，卻絲毫奈何不了別人。我不知道我從沒有謀過面的這個人為何對我這麼仇視？我究竟在哪些方面得罪了他？經過一番反省，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恨的不是我，而是官場作家這一個群體。我能理解他的苦衷，他辛辛苦苦寫了一本書，求爺爺告奶奶，印了兩三千冊，出版了沒有人買，又拿不到稿費，看到別人一本書動輒就是數萬冊，甚至十多萬冊地拿版稅，心裡一時失衡也在所難免。
我不知我何時也被劃分到了官場小說作家的行列？對官場作家這樣的稱呼，最初我多少有些不適。一是我並非只寫官場，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在《十月》《小說》等刊發了《沙蝕》《荒天》等一系列鄉土小說，出版過中篇小說集《悲情騰格里》，還寫過都市情感的、創業的。這些小說中，最能代表我水平的，當屬長篇小說《沙塵暴》，而非官場小說。二是這種稱呼，要在圈外，僅僅是稱呼而已，沒有別的意思，如在圈內，便多少有些排擠的不認可你的成分。其實，對小說題材的過分細化本身就有很多爭議。如果追溯下去，來劃分四大名著的話，《水滸》應該是官場黑道小說，《紅樓夢》是青春文學，《三國演義》是軍事小說，《西遊記》就是玄幻小說了。試想想，要是真的這樣來分類，這四大名著還是四大名著嗎？好在沒人這麼去劃分，也就少了無聊的爭議。至於對我的稱呼，久了便也習慣了。官場作家也好，鄉土作家也罷，不論是哪個領域，能寫出自己滿意的、讓讀者喜歡的好作品才是關鍵，否則，神馬都是浮雲。作家的尊嚴是讀者給的，不是作家自己裝腔作勢裝出來的。
前幾年，就有人斷言官場小說只不過是一陣風，刮上一陣就完了。現在，又刮了好幾年，還沒有刮完。我覺得，小說作為反映生活的一種形式，它的存在與否與社會現實是密不可分的，只要官場還存在，只要腐敗一天不根除，反映社會現實的官場小說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也必然有它的土壤與市場，這是誰也擋不了的，除非他有本事讓貪官們不腐敗，讓執政者做到真正的透明公正，讓現行體制非常完善。這當然是誰也做不到的，也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作為反映現實的官場小說，也不會是一陣風，除非國家下了禁令，否則官場小說還會繼續火下去，因為讀者需要反映現實的作品，現實也需要真正的文學。
我相信，官場小說一定會產生真正的文學，那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