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出現的年代要比《史記》早，人物描述比更早的《春秋》貼近人性，所記載的上古時期的很多事情與甲骨文銘刻的相符，很多人認為《竹書》更貼近真實的歷史事實。
部落的政權交接，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這是暴動,是一個部落推翻另一個部落的暴烈的行動。相信上古政權交接是禪讓的，只能說太傻太天真，於是從古至今儒家製造出一大批的腐儒和書呆子。
那麼為什麼儒家要美化上古時期血腥的宮鬥呢？那是因為儒家提倡透過三綱五常的教化來維護社會的倫理道德、政治制度，所以需要一個範本，於是上古時期和西周王朝就是榜樣。其實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那個時候都是部落聯盟，部落首長有權利分配部落的土地，部落之間為水草爭奪都是血淋淋的，哪裡來的溫良恭儉讓？就是你願意你的族群也不願意啊。後世的那些村落為爭奪水源都是整個村莊的人械鬥，每次不得打死幾個？
大家可以看看部族戰爭的歷史，部落盟主交替的時候哪次不是殺得血流成河？像後世白起坑殺趙國四十萬大軍，這種種族滅絕事件都是經常發生的。
我們坐在巴比倫河畔，一想起錫安便不禁悽然淚下。
在河邊的柳樹上，我們把豎琴掛了起來。
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喂，給我們唱首錫安歌吧！”
但我們身處外鄉異域，怎能唱耶he華的歌呢？
……
這是收錄在《舊約聖經》裡的一首詩，這詩很像民歌民謠，像一首低沉的小調，一群背井離鄉的人，憂鬱悲愴而低沉的聲音，把一種心底裡的痛苦、淒涼和著淚水低泣哭訴，勾畫出那些被擄漂泊他鄉的心，訴說那寄人籬下的悲愴，這是一首被擄後的部族的作品。
公元前588年，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軍攻入猶太王國，圍困耶路撒冷18個月之後，攻陷該城，夷平城牆，劫掠、焚燬所羅門聖殿，昔日繁榮的耶路撒冷變成一片廢墟，成千上萬名猶太王國的王室成員、祭司、貴族、工匠被俘虜到巴比倫。史稱這一歷史事件為“巴比倫之囚”。
在巴比倫的猶太人身為奴隸，處境悲慘，他們渴望著有一天大衛王的後裔中出現一位彌賽亞（救世主），幫助他們擺脫苦難，復興故國，將耶路撒冷重新賜給以色列的子孫，並重建聖殿。
公元前586年，奴役者命令流放在巴比倫的猶太人一起唱歌。但此時此刻猶太人哪有心情唱歌，因為他們的聖城耶路撒冷已被敵人佔領，要唱的話，也只能是大聲唱出自己的心聲——自由。國王命令樂師為其演奏，樂師們寧死不屈。國王大怒，把這些人的雙手都砍了。他們坐在巴比倫河邊徹夜哭泣……
後來前聯邦德國的波尼姆把這首詩改編，譜上曲子，於是有了風靡世界的歌曲《巴比倫河》。歌曲的演唱者是波尼姆 (Boney M)演唱組，是七八十年代十分受人矚目的一個演唱組，樂隊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的來自西印度群島，有的來自牙買加。這首歌引領了1970年代末中國青年一代的“時尚旋風”，啟蒙了那個時代的“喇叭褲舞會文化”。大約在79年10月3日，《巴比倫河》的原唱組合BONEYM在上海大劇院舉辦演唱會，大獲成功。
這首音樂的旋律極其優美流暢，節
奏明快奔放。但是當我們隨著那輕鬆、恬靜、安祥、流水般的樂曲，想象和回味著背井離鄉的猶太囚徒正身處逆境、漂泊異國他鄉的滋味，彷彿看到一幅殘忍淒涼的景像：正處於生不如死、水深火熱之中的猶太人，仍在苦苦的思戀著自己家鄉的小溪、綠野、田埂和稻香……
音樂作者運用天堂、理想國和離鄉的人們作比較，與人們的悲傷形成鮮明的對比。坐在巴比倫河畔，傷心的人們似乎在泣訴：巴比倫河啊，你靜靜地流淌，夜色是多麼安祥，可是你哪裡知道，就在你的身旁，我們被迫害的異鄉人有多麼的淒涼，願主也能知道我們的心聲，我們的祈禱和冥想……
當我們想起了家鄉。
來到巴比倫河邊，
我們坐在你身旁。
我們哭泣又悲傷，
當我們想起了家鄉。
邪惡的敵人把我們虜掠到這裡，
還強迫我們把歌唱，
我們怎能唱得出聖歌來，
在陌生的異國他鄉……
悠悠數千載，人生長恨水長東。無數的民族已悄然湮滅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有誰記起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故事，他們曾經唱起的那首古老的歌謠。而猶太人，如果不是《聖經》，如果不是他們頑強地把自己的文明傳承保留至今，有誰會知道在兩千五百多年前，那些被掠至巴比倫河畔的猶太人的無助的哭泣和悲傷?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了戰亂的重創與炮火的洗禮，浴火重生，綿延至今，屹立不倒，依靠的是什麼？“仁義而已矣”？如果沒有歷代仁人志士,憤然而起於隴畝之間，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我們民族的血脈能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也許早就斷絕，成為“巴比倫之囚”。
我們民族的尚武精神從什麼時候開始丟失了？北宋！於是北宋的兩個皇帝有幸成為坐井觀天的“巴比倫之囚”。
漢唐時期尚武精神濃厚，軍人地位頗高，漢代封狼居胥是每個男兒畢生嚮往的目標，遊俠生活成為少年的夢想，到了唐朝重武輕文達到頂峰，唐朝楊炯詩曰：“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很直白，書生地位低，還不如軍中的百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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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在“陳橋兵變” 黃袍加身，可是他為提防手下武將像他那樣“來一下，創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國策，文臣和武將的待遇差距很大大，直接導致武將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則高高在上。實行的軍事領導體制往往文臣任正職，武將任副職。宋太祖趙匡胤“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墮”。而為了達到“兵不知將，將不知兵。”以免去武將專權對大宋根基的影響，於是朝廷將軍隊定期更換駐地，以讓兵不知將。
這種以文制武的國策，全社會重文輕武，使得軍人社會地位極度低下。唐朝實行的是“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府兵制兵役制度，而宋朝主要實行募兵制，招募物件多為災荒饑民，宋朝政府對此法十分推崇，認為“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也就是說潛在的反抗者變為拱衛朝廷的士兵，可謂一舉兩得。個人一經應募，終身為伍。
北宋規定新兵入伍，即在臉部或手臂 刺字，以標明軍號，還可以防止士兵逃逸,因為官府可憑刺字逮人。雖然罪犯文刺與士兵文刺不同，目的是區別罪犯及士兵和一般人不同。但是古人極重
孝字，所謂“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有損傷。”有誰願意在自己肌膚上刺字？難怪“有不肖子弟從軍，父老親族而不齒之。而現在罵人的話“赤佬”即臉上刻有赤字的士兵。所以一般人恥於從軍，從軍者大都是出身低賤的人，在當時的人看來士兵的地位和罪犯相差無幾。真不知這麼自卑的軍隊還怎麼發揮戰鬥力，自卑導致的直接後果“兵雖多而戰力弱，國雖富而兵不強。”
北宋名將狄青為兄頂罪充軍，所以他臉上刺有黥文，他是從普通一兵幹起，憑自己血戰沙場積戰功成為樞密使（大宋最高軍事長官）。從狄青的遭遇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是多麼地鄙視從軍的。
一次，狄青赴樞密院同僚韓琦的宴會，席間為狄青斟酒的陪酒妓*女竟然當場出言不遜，“勸斑兒一杯”，狄青臉上有刺字，故輕浮地叫狄青斑兒。還有一次，狄青宴客的時候，邀請了一位文臣劉易，宴會上“優人以儒為戲”，劉易認為這是狄青授意的，勃然而起，摔碎了盤子，破口大罵，“黥卒敢爾？”鬧到狄青還要給他陪不是的田地。
狄青武將出身做了樞密使，這回不是皇帝反對武將專權，反而是手下的文臣一個個排著對反對，文臣如歐陽修等人輪番上書，一定要罷免狄青。愛才的宋仁宗說狄青是個忠臣，替狄青說話，文臣文彥博淡淡地說道“本朝太祖也是周世宗的忠臣”，把宋仁宗說得啞口無言。最終宋仁宗沒有抵住一幫文臣的逼迫，在狄青擔任了四年樞密使之後，將狄青外放陳州。
宋朝長期實行文官政治，不遺餘力地打壓武官，宋人稱“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神宗朝時期樞密使文彥博和神宗有一段對話很精彩：文彥博對神宗說：“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回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注意這裡的士大夫不包括武將，也就是說治理國家武將沒有份，武官只是文官的跟班而已。
尚武精神的缺失的結果就是金軍攻入東京，宋徽宗、宋欽宗、趙氏皇族、後宮賓妃等三千多人被俘虜。
宋徽宗、宋欽宗等人被金軍俘虜後，一路北上。歷經一年半後到達上京會寧府。宋徽宗、宋欽宗等人原以為著金國對待俘虜的方式應該是比較不錯的，因為宋朝是就是以不錯的待遇對待俘虜的，可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迎接他們的卻是“牽羊之禮”。雖說“牽羊之禮”在當時的金國中只是一種受降儀式，但是對於宋徽宗、宋欽宗等人卻是莫大的侮辱。
“牽羊之禮”要求俘虜脫掉上衣，赤裸著上身，再披上羊皮，脖子上系上繩子，像羊一樣被人牽著走，寓意著俘虜像羊一樣任人宰割。宋徽宗、宋欽宗等人不論男女老少，全部要求脫掉上衣，袒露著上身，然後再把羊裘系在腰間，用布條拴住雙手。一個接著一個用繩子串聯著綁在一起。由人牽著，御林軍在前面，俘虜們在後面跟著，從南城南門一路牽到北城北門。
女真人騎著馬，宋徽宗、宋欽宗等人就像羊一樣被牽著。到了祖廟後，先由金國皇帝、皇后*進祖廟跪拜祖先。然後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在帷幕外行降禮，其他的宗親在廟門之外行跪拜之禮。行禮結束後，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跪拜著接受金國皇帝的發落。最後金國皇帝宣佈詔赦，降封宋徽宗為昏德公，宋欽宗為重昏候。
在“牽羊之禮”中，宋欽宗皇后忍受不了這種侮辱，自殺而亡。直到1130年金太宗封其為貞潔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