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168次齊齊哈爾—北京的快車，大鵬在列車開動後去找列車長，說來也巧還是那個頭髮半白的老車長，他把大鵬安排到餐車後去查票。
華英給大鵬二百元是去北京的生活費，臨行前她再三囑咐：“如果中央不派工作組你別回來，家裡的老人孩子你就別管，就是把姑娘賣了也得告。”她雖然才4歲年輕小學文化，心直口快沒有那些彎彎繞，面臨著兩個奔七十歲的老人，岳母還是個小腳怎能不讓人掛念和擔心？尤其還有正在部隊上學的姑娘，家裡的一切都壓在了她的肩上。
大鵬在餐車上想著，進京舉報那不單純為了個人，沉重的責任感沒有任何選擇，開弓沒有回頭箭，事實所迫只有走這條艱難路了，這有可能也是上帝的安排吧？列車長突然進餐車說：“不好意思跟你商量個事，剛才我把列車員罰了1元，就是因為她帶了個旅客。給我個面子這次你也交兩元錢就行。”大鵬感激的站起來把錢交了。
在沈空檢察院大鵬遞交了一飯盒錄音帶，因為要複製和聽取讓大鵬在門衛等待，晚上一個軍官把他帶進院內食堂，在路上那個軍官說：“你應該向軍事法庭告。”雖然他是好心，但自然人是無法控告的，沒有檢察院的公訴支援難以解決。那個好心軍官自掏腰包買的飯菜，還要讓去他家住，他那麼誠懇熱情是多麼的難能可貴，肯定是檢察院的安排，大鵬謝過拒絕了。
第二天，高國飛檢察官把錄音帶還給了大鵬，確認調查組存在問題，準備從師部重新換人。多長時間？換去的人還是師部的能認真辦案嗎？這些問題是不能再向檢察院重複提出的。
1986年4月5日下午，大鵬來到北京永定門車站，因為是星期六他急於趕到空軍司令部西門，儘管把材料交給了劉廷山，他拿走材料再也不回來。大鵬為了開住宿證，步行來到羊坊店鐵道部信訪，他把因知青轉點返城的材料遞上去，又給了四天的免費住宿證，也就必須去永定門人民來訪接濟站了。
4月6日星期天，大部分上訪人在宿舍整理材料。在樓下小院外有賣粥的女販，她們都在駕著推車的桶裡打粥，每碗大米粥一角，鹹菜不要錢。每天早晨、中午人們排隊、買粥、蹲在一邊喝著，那小小的衚衕裡真是好不熱鬧，尤其他們都來自全國各地，男女老少著裝打扮各異，有的穿著襤褸不堪、蓬頭垢面、手拎著被火燻黑了的大蘋果要飯罐，罐裡裝著從飯店撿來的魚、肉、鴨、剩飯、餃子，吃的是多種多樣還蠻豐盛的。
有的是多年常駐北京的全家上訪戶，一角錢一碗的大米粥他們捨不得喝，冬天三角夏天一角錢的住宿費他們捨不得拿，那可是像旅店一樣的房間，有白白的床單，專有女服務員打掃衛生、開水供應，國家投入資金，每個人住一宿給接濟站兩元錢補助的？凡是在去北京各部委坐車的，只要你說一聲是上訪的，那乘務員是不向你要錢買票的，這說明國家對上訪人給予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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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接濟站大樓中心點到永定門火車站、永定河邊、陶然亭橋至國務院、中辦寬衚衕裡和大廳，不僅上訪人絡繹不絕的行走著，幾乎比趕大集還熱鬧，其中也摻雜著黃頭發藍眼睛的男女外國人，他們以記者身份串聯在上訪的人群中，別有用心的採訪收集材料。儘管大鵬身陷上訪盲流群，身負重大責任來北京，而家醜不可外揚他外國記者算老幾？靈魂的傷害刺痛著大鵬的心。
4月7日大鵬來到空軍司令部，在西門接待室見到了劉廷山，他語重心長的說：“政治部王主任讓我告訴你，已經把材料遞交黨委了，因為案情重大不能馬上解決，恐怕時間要長，我再給你開四天住宿，星期五你再來。”
劉廷山也是政治部副主任，既然他說材料經過空軍黨委首長必然會重視。蛇打七寸，材料的第一被告就是軍政委，第二被告是三十九師師長，第三被告是師政治部副主任、站長，第四被告是場站政委，分為160萬元隧道窯、70萬元導彈機庫款、110萬元偷盜公章非法訂立五年合同的簡要案情，這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可以說是典型的案例，只有在附件中提及被告在85年對原告的欺詐、脅迫、報復和陷害。
在接濟站等待四天中大鵬認識了汪志成，他原是軍隊的連長，也是共產黨黨員，77年他與副部長等160餘人向紅旗雜誌社提出建議書，內容是鄧小平不能上臺，理由是右傾會翻案，信還沒到北京，中央廣播電臺早新聞報道，鄧小平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衛戍區司令汪東興責令公安部，以現行反革命把其160多人依法逮捕。汪志成被判15年刑不服，以共產黨員有對主席提建議權的名義上訴。經中級人民法院改判7年，把160多人移送南方而絕食震動中央，雖然全部都無罪釋放，而既沒恢復軍籍也沒回覆黨籍卻下放到農村，他對此不服來北京告狀。
早晨有人在上床哭泣，大鵬把他叫下床問明情況，他所以哭是有兩個原因，一是同在一個屋的小趙也是1歲，來到北京為什麼他一星期就解決了問題？小趙是東北長春人，在兵工廠招工考了個前三名，而指標卻讓局長的兒子給頂替了，這事對個人將會影響到一生前程，可進幾天就解決了問題。
那個與小趙上下鋪的年輕人姓毛叫毛華僑，因為他不僅也是1歲，看到小趙來京7天就解決了而哭，大鵬同情的把他帶到西單郵電所。毛華僑讓大鵬為他寫告示認爹，因為他從小沒見過親爹媽，大鵬比他大二十歲答應做他乾爹，但必須要聽他的身世，毛華僑激動的表示要永遠跟著乾爹走。
毛華僑的父親生前是南開大學的校長，在運動中被紅衛兵打死了。毛華僑是在他叔叔家長大，這次來京帶著他父親與葉挺的老照片到組織部，河南省長親自接見還給了他二十元錢，後來介紹到農業部、國務院把照片收下無人管了，現在他已經變成了流浪兒。
大鵬奮筆為他寫了材料，並郵給人民日報社法律編輯部主編洪朝明收。另一份材料郵給新華社法律編輯部，這也是大鵬為乾兒子做的唯一奉獻。
接濟站女服務員通知毛華僑去國務院，當他填表遞上去立即讓進接待室，一位記者問：“你就是毛華僑？…材料是你寫的嗎？”當毛華僑答應的時候，另一個記者用相機拍照，那強烈的閃光燈把他嚇呆了。尤其那個記者把材料開啟讓他按手印，毛華僑像是個犯人那樣有些恐懼，他懸著的心蹦蹦亂跳。記者說：“我就是洪朝明，這位是新華社記者，我們收到了你的材料與國務院交涉兩天才讓見面，你父親在文革中死了十五年，我們儘快的幫你解決問題，這有河南省長和國務院給你的四十元錢，你在接濟站等待哪也不能去。”
毛華僑向大鵬訴說著哭了，他不是為解決案子而激動，完全是捨不得離開他剛剛認識的乾爹，他的表白和哭聲是那麼的真誠。兩天後四個記者把毛華僑帶走，從此他再也見不到剛認的乾兒子----毛華僑。
在永定門接濟站大鵬收到一封來信。
乾爹你好：我是你的兒子毛華僑，告訴你好消息，我已經見到親媽了，她在哈爾濱醫學院是大夫。我父的冤案也平反了，國家補給三萬元，可還有個和我同年同日生的毛華僑也要那三萬元。原來我們是孿生兄弟，因67年我父被打入右派，我父母離婚後兄弟各自分離。我提出不要那三萬元引起工作組領導的重視，我請求要參軍鍛鍊，目的是早日走上為人民服務的道路，經領導研究我已經參軍了。乾爹！我一生不能忘記你的幫助和教誨，我想念你，祝你身體健康早日完成任務，再見。您的兒子毛華僑1986年4月1日大鵬為毛華僑慶幸，更為他的決定而自豪，想念中的毛華僑終於為父平反，尤其能夠認識到那三萬元是買不回來他父親的命，並且以繼承父輩的革命意志，參軍鍛鍊爭取早日走上為人民服務的光明大道。大鵬被感動著，更為從此再不能與乾兒子見面而失望。萬沒想到4年後，爺倆還真的會在記者的幫助下，在那遙遠的山東省東城縣檢察院突如其來的相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