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明代最沉溺於宗教方術的皇帝有兩個——成化皇帝朱見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 。與嘉靖單戀道教不同，成化時期是一個“僧道俱幸”的時代，以李孜省為首的僧道方士們不但獲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佔據重要的官職和部門，作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臺，和宦官、後宮沆瀣一氣、把持朝政。
這樣一來最跳腳的就數這些“十年寒窗”苦讀的文官了，很明顯朱見深繼宦官後讓這些僧道方士來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說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這裡不得不提一下江西這個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當農民沒地、想經商沒錢、想做工匠又恥於身份低下，都希望科舉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額有限，而術士絕對是另一份極有前途的職業，無需資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讀書人的體面，還免去經商、做工的操勞，幹得好了出入宮廷加官進爵，至不濟也能行走江湖混個溫飽，所以，江西士人對這一行當趨之若鶩。明代江西出了數位著名方士，給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興國人，整個十三陵可以說是他挑的地方。導致明英宗復辟的“奪門之變”中，為主謀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萬也是南昌人，後來官至工部尚書。正一道天師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貴溪龍虎山，除了張元吉等歷代天師，到了嘉靖皇帝寵信的道士邵元節也出自這裡。他們都依靠方術開闢了一條通往權力核心的新途徑。
朱見深日益對文官的不信任是因為早年兩為太子， 幼年卷於皇位之爭，精神壓力極大，對文官們無好感，主政後又離不開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後又兩宮皇太後為爭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對文官集團產生不信任，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只有萬貴妃陪伴，主政後重用宦官，發明了一個新官職“傳奉官 ”，後又重用方士僧道，所為這一切是內心缺少安全感，總覺得有朝臣針對自己。這才放任萬貴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組建西廠。
天順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見深下了一道詔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為文思院副使。這便是“傳奉官”之始。“傳奉官”是當時人們稱呼那些不經吏部，不經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很明顯，這違反了正常的手續，卻只是為了滿足皇帝或者後宮中某個妃嬪或宦官的願望。這一舉措對制度的破壞，帶來了三個後果：
第一，從此，皇帝視官爵為私物。只要皇帝喜歡，可以隨意地任用官員，從而破壞皇帝與官僚士大夫之間的平衡。朱見深自己，也往往一傳旨就授官百數十人。對於士大夫們來說，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這樣的行為，無疑將官爵變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傳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說明其中大部分人是無法透過正常渠道獲得官職的。對於一個文官政府來說，混雜著一大批出身於軍人、僧道、工匠、畫士、醫官的官員，朝廷的文化認同性必然產生問題，在運作中的衝突必然加劇。而傳奉官中多數是一些佞幸之人，靠著結交宦官或者行賄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職，他們的在職也就大大地敗壞了吏治。
第三，既然傳奉官由宮中旨意直接傳授，而又不需要經過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宮中大權的嬪妃及太監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賣官鬻爵。據說，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計達1000人。傳奉官的氾濫，引起了許多官員的不滿。
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張稷上疏，談及傳奉官給朝政帶來的混亂。張稷說，自有傳奉官後，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識的，武官中竟有從來沒拿過弓箭的，自古以來，有這樣的政治嗎？因此，官員們紛紛請求淘汰傳奉官員。朱見深雖然有時也偶爾淘汰一些傳奉官，但是總體上是傳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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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章子俊說朱見深是“昏君”，是因為隨後的操作中，越來越看不明白朱見深的一系列騷操作，而後又大肆封賞僧道官，這就讓章子俊徹底明白了皇帝的內心，寧願信鬼神，也不願信朝臣，而宦官、僧道官、傳奉官這些，只不過是擋在前面的炮灰，把自己包裹起來，已求得自身“安全”。
李孜省是南昌人，曾經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後因貪贓事發，斷送前程。他沒有回鄉，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機會。得知當今皇上好方術，就苦學“五雷法”，這是一種祈禱術，據說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經過多年苦學，學有所成的李孜省結交宦官梁芳、錢義、韋興等人，以符籙進獻，得到皇帝賞識，被留在身邊使喚。此外，還精通房中術，一專多能。
用章子俊的說法推測，李孜省大概算是一個懂氣象預報的性心理諮詢師。比一般的老農觀天看日測天氣強一點，在房中術方面，懂得女性滿足的手段，還能讓宦官在兩性上，雖然沒有感官上的享受，卻能獲得心理滿足感，聽說在大明的東面島國，有使臣專門來明朝學這一個，在許多案例中，溝通深宮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術士，出身底層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橋樑作用。
兩年後，大概是李孜省的法術經常應驗，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以“太常職司祭祀，應慎重選人，怎可用贓穢罪人”請罷之，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朱見深不得已，乃改其為上林苑副監，可見不是不知道此人的來路。
而李孜省得官的途徑是成化朝最被士大夫們詬病的弊政——不經吏部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直接由宦官“傳奉聖旨”任命的傳奉官。打破了兩個常規：一是避開了士人透過科舉而仕逐級升遷的正常途徑，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難以入官的慣例。
繼李孜省之後，方士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等人都得到了朱見深的寵幸。當時各路僧道、方士、工匠雲集京城，這些人都以宦官為經紀人，被推銷至皇帝面前，吏部尚書尹旻天天跑到左順門“候接傳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補奏，後來連宦官們也覺得他煩，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式。
雖說看上去只是一個七品芝麻官，但是朱見深對李孜省寵幸日甚，並賜其兩枚印章：一曰忠貞和直，二曰妙悟通微，許共密封奏請。又賞賜金冠、法劍等物。
李孜省勾結梁芳等太監，又以萬貴妃的兄弟們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開始干預政事。
就在這一年，大明西南天有異象，連續地崩，先有麗江山崩，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山約長四百餘丈，去金沙江二里許，一日山忽裂分其半，走金沙江中，山上木石依舊江水壅塞，淹田漂廬，府州及察院具報以聞。後有雲南劍川州地動，大理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通安州，人皆偃仆，牆垣多倒塌。至亥時，鶴慶府、劍川州地大震，由亥時至天明，連震一百餘次，直到午時方止。廨舍牆垣倒塌，壓死軍民囚犯皂隸二十餘人，傷者多人。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到二十四日卯時方止。
是年，潯、梧、高、廉百姓反抗，旋敗。廣西田州（百色、田東、田陽地）頭目黃明起兵，亦敗。是年，四川越巂衛一日地震七次，數日後又連震。
這可嚇壞了朱見深，急招李孜省詢問天象，在李方士的一番玄天說地之後，要在午門口起一高臺作法。朱見深又任方士李孜省為右通政，月擢李孜省為右通政，寄俸於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旋遷左通政。時傳奉官日多，方士僧道因此升官者數遷人之多，方士顧玒為太常寺少卿，方士趙玉芝、凌中亦累升官至太常卿，道士鄧常恩亦進為太常寺卿，均與李孜省相倚為奸。此次以中旨授官者達數千人後。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供方士們作法祈禱平安。
至次朝中大臣言官們實在看不過去了，紛紛上書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及李孜省、鄧常恩等人，有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上疏曰：“李孜省乃是奸詐佞臣也，專弄左道邪術、虧損國體，大失人心。吾朝自有能人正士，早年吾聖人家章子俊就能先卜泰山異動，而方士李孜省之流索取太常金銀，乞望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
臥槽，章子俊好好地在廬州，正享受著地主老財的奢靡生活，無辜躺槍。
此時的朝中大臣，不管以前跟章子俊作對的，還是交好的，被章綸的上疏一提，才想起大明朝中還有這樣一位讀聖賢書，曾官至翰林講學的聖人後學，唉呀，同是聖人後繼的文官，如果此時讓章子俊上疏駁李孜省的左道邪術，事情不就成了麼？
在這些朝臣們看來，章子俊跟自己一樣是讀聖賢書的文官，以前章子俊很是低調，卻在玄學、奇技淫巧上讓人詬病，對章子俊有點嗤之以鼻，可此時跟這些方士假道術一比，卻不那麼認為了，因為章子俊在朝時，所說的論調都能用聖人之言作為支撐，所做的事為國為民，唉呀呀，慚愧，慚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