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漫長的歷史中，流民群體是讓所有王朝異常頭痛的問題，因為這些群體不待在家鄉，四處遊蕩，使得官府追蹤不到，更不用說實現有效管理了。
在朝廷看來，這群人無業、甚至無家，是社會道德、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他們四處遊蕩，一旦有人振臂一呼，彙集成了不可控制的軍事力量，勢必會攪亂一個區域的社會秩序，嚴重地會威脅到王朝的統治，因此嚴控流民成為了任何一個朝代的選擇 ，黃巾起義是誰發動的?黃巢起義是誰發動的?都是流民。每一次大的造反的基幹力量都是流民，劉邦造反的時候是流民，隋唐好漢多數是流民，朱元璋的身份也是流民。朱元璋當皇帝以後，明朝對他多有美化，說他出過家，修行佛法，其實就是餓的不行了把自己頭髮一剃，託了一個飯盤去討飯而已，本質上還是流民。明史說他遊歷於江淮之間，那不叫遊歷，應該叫盲流，盲目地流動，哪裡有飯吃他就去哪。
朱元璋從流民逆襲成為大明開國皇帝，激勵著一批又一批想成皇成王的流民前赴後繼，所以大明朝把流民看成了對朝廷最不穩定的因素，不是剿滅就是封鎖。所謂荊襄地區，指的是鄂、豫、川、陝的交界區域，這裡是重要的糧食產區和礦產資源集中地，擁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一區域四周環繞分佈著終南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等眾多崇山峻嶺，但漢水和它的支流帶來的充沛水量，讓山間的平地丘陵耕作條件優越，自秦漢以來就農田阡陌密、生活十分富足。漢末三國中原離亂、北方大族遷徙到這裡的很多，自劉表據荊襄以來，就牽動了天下局勢。魏蜀吳三國形成對峙局面的時候荊襄的地位曾舉足輕重，據之足以撼動天下。
而到了千年之後的明朝建立之初，這一區域卻成了荒無人煙的絕地。這是因為宋元之間的拉鋸戰荊襄一帶是主戰場，數十年的戰亂造成了慘烈的浩劫，荊襄土著居民幾乎被盪滌一空。而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時，南瑣、北瑣義軍曾以襄陽為主要基地，形成一股割據勢力，朱元璋建政後，和這股紅巾軍又在這裡連番大戰，荊襄地區好不容易凝聚的幾分元氣又被徹底耗盡，朝廷乾脆將整個荊襄徹底封禁，除了在戰略要地襄陽附近設定幾個屯田的衛所外，不準一般民眾入駐。
明朝經過百年大致安定的發展後，很多地區又面臨了古代社會常見的人多地狹問題，大量失地農民漸漸湧向荊襄，畢竟這一地區有著不錯的自然條件，而且也沒有土著阻撓，在這種情況下，明初的封禁政策早已不合時宜。不過大明的文官政治到明朝中葉已經發展成熟，官僚系統的特徵就是互相推諉、效率低下，而且地方官普遍不願意承擔責任。只是按慣性繼續維持名存實亡的封禁，此時荊襄距今開墾的流民已經突破百萬之眾，朝廷也不派官員去治理，也沒有在這裡重新設定州縣。
上百萬民眾在地方官的怠政下被棄之不理，荊襄地區逐漸成為天下流民的樂園，為了各自能生活自保，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團體”，說穿了就是自訂規矩，說好聽點他們在這裡能夠自由耕作、開採礦產、採伐林木，建立起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不過各地農民的大量流失讓官府和地方豪族失去了勞力，很快有人上書朝廷要求不準本地民眾外逃，而且要求荊襄再度封禁，甚至想將已經在那裡建立家園的流民全部趕回原籍。當然這會讓這一地區局勢整個失控，後來荊襄相繼爆發的大規模流民起義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按照傳統的儒家觀點，一個社會的群體被劃分成士、農、工、商，這些群體之間各安其業、互不干擾，在統治者看來，這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劃分狀態，更是一種靜止的社會狀態，是有利於維護統治的。
荊襄流民問題是整個明朝中葉最大的社會問題，其根源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因循守舊、不願意面對現實，又受到地方士紳出於自身私利而形成的輿論壓力，把本來可以成為朝廷一大稅賦來源的荊襄流民生生逼到自己的對立面。後來鎮壓荊襄流民數次起義，耗費白銀千萬兩計，最後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流民在當地開墾的權利，被設定了流官管理。荊襄一旦穩定後發展很快，人口和經濟都飛逝增長，甚至成為了華中一帶的糧食生產基地之一，“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是明代中期以後流行的，其中荊襄流民的貢獻也功不可沒。
而這一次朝廷委派原傑去治理荊襄流民的附籍，就是明白了荊襄流民靠封鎖、驅逐，殺戮是行不通的，朝廷才不得不接受，讓原傑撫治荊襄流民，看看，把以往的鎮壓，變成了撫治，這就是一個轉變，往年來，大明對付這些流民採用了邊關的防守辦發，以嚴刑峻法和築堡戍守的辦法來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但社會矛盾沒有解決，飢寒交迫的農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朱見深也是很無奈，升任為左副都御史的原傑前往規劃撫治。
章子俊知道，在往後的幾年中，原傑又以襄陽府所屬鄖縣居竹山、房縣、商縣、洛南、上津中，修築道路，且距襄陽甚遠，山林深阻，將吏鮮至，遇事發難以馭制，便拓寬其城，設定鄖陽府，以上述各縣附轄。還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另於西安府增山陽縣，南陽府增南召縣、桐柏縣，汝州增伊陽縣。原傑另薦舉御史吳道宏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經過原傑規劃撫治，荊襄流民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這可是一個基礎設施大爆發時期，這些地方往後築路造房就是一個無底洞，現在原傑自動有求自己，那就是個機會，章子俊故意深思良久，最後一聲嘆息道：“原大人是本府敬重之人，現在原大人碰到了難處，不顧自身安危，為歷年來荊襄流民之害，前往規劃撫治，下官要是不問不聞，對不起朝廷，對不起良心啊，沒說的就跟原大人說，凡是能用的著章某人的，比如說修房、築路，建城，本府積極配合大力支持，本府這裡距離荊襄千里之遙，只要原大人把這些流民運過來，有多少蘆州府全部接收附籍。”
這一次朝廷對荊襄流民的安置，由剿轉撫是因為周洪謨著《流民說》引起，朱見深詔命左副都御史原傑前往荊襄等處撫治流民。是因為右都御史李賓乃將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所著《流民說》呈給皇上。其說曰：東晉時，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設定松滋縣荊江之南，陝西雍州民流聚至襄陽，乃設定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隸於荊州，南雍並於襄陽，迄今千載，百姓相安。今荊襄山谷曠遠，民遭水旱而不能得到賑恤，則轉徒於荊襄之勢必不能禁。不如因而撫定，在其地置官吏，編裡甲，寬徭役，則流民皆可為齊民。驅逐之法誠不可取。最後准奏，才有了這一次的變動。
不是說周洪謨著《流民說》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是這些年來，荊襄流民一波又一波成了打不死的小強，朝廷糜費了大量銀錢，最後藉由周洪謨的《流民說》順勢下臺階而已。
目前，在廬州就有幾年前從荊襄之地來的流民已達萬計，關於朝廷這一次下達的告文就張貼在南燻門處，上曰：“凡流民，皇上令勘籍，編甲互保，屬在所里長管轄之。設撫民佐貳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又從河南、山西巡撫於謙言，免流民復業者稅。成化初至今，荊、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璇為湖廣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者無算。今由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朝廷命原傑出撫，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閒田，置鄖陽府，立上津等縣統治之。河南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
廬州知府令，凡在府地之流民，遵照帝從其請，想要歸回故里的，開其路引，定居在此的有安居之所給戶籍。”
什麼叫做有安居之所，用章子俊的話說，就是已買了“廉居房”的就給戶籍，這可是一枚炸彈，連年來這些“黑戶”苦於沒有身份，這一下子只要花九兩紋銀，就把全家戶籍給解決了，還不去瘋搶嗎？手中沒銀錢的就去錢莊貸款買房了，貸款購房首付三兩紋銀，只要這大半年來勤快一點的人家都能付得起，因為這些日子來，在蘆州賺錢實在是太容易了，連泥巴都能換錢的地方，要說沒錢吃飽飯的話，那就是說此人就是好吃懶做，不值同情了。
房源，房源，還是房源，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廬州知府又出臺了新的告示，已在錢莊貸款後，交了首付銀而沒有領到“廉居房”的人家，可辦理戶籍證享有同樣的居住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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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呀，造房速度趕不上購房速度，章子俊已經把造房簡單化了，如果最簡單的話，那就不像話了。這種只有二十多平米的單間房，內部一分為二，前面是廚房會客，後面是臥室，一排連屋幾十間相互挨一起，也就是說自家的牆另一面就是別人家的屋，這樣的佈局在古代是不可想像的。可就是這樣，為了戶籍，人人趨之若鶩，在售房處每日排隊的不下千人，什麼位置，什麼房屋質量這些全不重要，重要是能排上號，再去衙門照磨所領取戶籍證書才安心。
這種趨眾心裡，一旦發展開來可不得了，古代也有炒房“黃牛”應此而生，還有代辦戶籍證的，還有代辦錢莊抵押手續的，反正什麼都有。因為這些以前的流民，極大多數不識字，辦理這些手續需要“能識會道”的，就這樣一些窮童生，窮秀才也加入了進來，從中收取好處費。目前滿大街牆面上全是辦證小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