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日，深圳。從荷蘭到中國的貨船，將首批5萬個激光頭元件，運到了深圳簡陋的港口。雖然，這批組建甚至都裝不滿一個集裝箱，但誰也不能忽視其驚人的價值！
每個激光頭300美元，5萬個就是一千五百萬美元。光是幾個集裝箱，就貴到這般地步，以至於港口卸貨時，甚至派遣了軍車進行護送。
在集裝箱抓傷了卡車，運到了工廠之後，新愛電子廠收入了核心零部件後，開始有條不紊的加速產能。
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在基本上看不到多少先進機器的環境下進行組織生產。這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南方的工廠主要的生產模式。
實際上，不僅僅是國內是這麼組織生產的，香港、臺灣的工廠目前組織生產的方式，也是這種比較作坊式的壓榨為主。目前臺灣的鴻海（富士康）的條件，甚至還不如新愛電子。但隨著時間發展，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線，只要企業經營者稍微重視一下技術升級，遲早是會轉化為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的先進生產線。
在零件運到工廠後，中國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已經信心滿滿的開始組裝人員進行擴大生產。
並且，新愛電子深圳工廠，拍胸脯保證，CD唱片機近期就能夠上市，他們能夠保證每月三萬臺以上的產能——只要激光頭元件的供應充足。
“你們不可能做到！我是指每天1000臺，或許，你們的一部分工人，可以用螺絲刀組裝CD唱片機，但真正量產，只能是流水線裝置抵達中國。”荷蘭的技術人員傑克.飛利浦堅持說道。
“以一個月工作作為賭注，如果我們能做到每天1000臺以上的工業化量產，我贏，你輸。反之，你贏！”
“不公平，你一個月的工資只能抵得上我1天的工資。”傑克.飛利浦有點遲疑。
“敢不敢賭？你還是不是男人？一個月的薪酬而已！”中國的技術人員刺激他。
“好！賭就賭！”就這樣荷蘭人傑克.飛利浦輸掉了一個月的薪水——9000多美元！
“太……令人吃驚了！看來，我對你們中國工人瞭解的還是太少了！”飛利浦公司的技術人員傑克.飛利浦被派遣到深圳之後基於跟中國的技術人員打賭，認為沒有先進的裝置，是不可能大規模的生產CD唱片機。
“願賭服輸，你不會賴賬吧？”一名中國的青年技術人員，微笑著說道。
“當然！”傑克.飛利浦咬牙切齒將財務人員，將他輸掉的一個月薪酬，交給了跟他打賭的中國人手中。
……
每天的產能1000臺以上，已經可謂視為量產了。
等到生產線投產之後，預計日產能可以超過1萬臺，這是荷蘭人生產效率估計。同樣一套裝置到中國工人手中，熟練之後，那麼，效率可以提升日生產兩萬臺以上，只要零件足夠。
荷蘭人均每天勞動4小時左右，大部分荷蘭人是不喜歡學習知識，也不愛勞動，甚至大把的人在家吃福利，並不打算出去找工作，畢竟，荷蘭豐富的資源出口，已經創造了巨大的收益，給以給其國民提供良好的福利，於是，歐洲產生了一個名詞——荷蘭病！
這種情況下，飛利浦公司大部分的崗位，在荷蘭已經招不到願意幹活的人了，所以，飛利浦這樣的公司把業務分包到全球，也屬於必經之路。
荷蘭的技術人員，錯誤的用荷蘭工人的工作意願和學習鑽研意願來衡量這個時代的中國工人。
實際上，這個時代的中國工人，除了吃大鍋飯的國營企業之外，其他的企業為了生存著想，都是把人類的潛能發揮到了極限。
再簡陋的工作環境，只要給足了薪水和待遇，工人都會瘋狂的學習，迅速的讓鑽研出一套可行的生產方案。
“不是我們不需要生產線，而是，不能單純的等生產線安裝，才開始組織生產，那樣就太慢了。中國目前最大的紅利，在於有幾千萬名高素質的老技術工人。只要我們這批老技術工人還在，那麼，再簡陋的環境下，我們都可以完成人類手工可以製造的出來的工業品。”一名年齡超過60歲的老技工曹晶解釋說道。
傑克.飛利浦聞言不禁豎起大拇指，說道：“還是過去的老工人更可靠，我們歐洲也差不多是這樣。二三十歲很多的年輕人，誇誇其談，但肯耐心做事的很少。以至於，很多複雜而枯燥的工作，只能依賴四五十的老工人去做。”
“我們這邊年輕工人，雖然差了一點，但肯努力學習。畢竟，我們提供的工資，遠遠超過其他單位。”老技工曹晶自豪的說道。
這名老技工，過去是支援三線工程，跑到大山裡面挖洞，把機器設備藏在山裡面，進行生產。這種模式之下，要求技術人員的素質全面，而不是專精。工業產能也是分散，而不是集中。這種思路，是以大規模全面戰爭有可能爆發作為前提，而做出的部署。
當然了，世界大戰、核戰爭一直沒有爆發，改革開放以後，高層做出判斷，認為未來幾十年內爆發世界大戰的機率也不大，所以，才逐漸開發沿海地區。
改革開放的做法當然是對的，但也有巨大的失誤。比如，一味為了經濟發展，把過去投入了大量資金和資源的三線城市的工廠拋棄，造成了資源極大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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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人力資源的浪費，不少國營企業的熟練老技術工人，為了子女能頂替自己的職位，所以，提前退休。換上了那些基本上沒有本事沒經驗的年輕人上崗，進一步惡化了國營企業的效率。
更浪費的是，一堆五十出頭的技術人員，原本擁有一身的技術，這些技術年輕人即使肯學，沒十年二十年也不能掌握。而這些素質更好的人才，給素質更差的返城或待崗的年輕人讓出崗位。
國營企業效率最低的時期並不是改革開放前，恰恰相反，是80年代~90年代，鼓勵年輕化的時代，國營企業效率降至冰點。因為，一大批什麼都不會的年輕人，頂替了生產經驗豐富技術水平紮實的老技術人員。
國內很多短視的企業，把這些老人家當作負擔。但是，容健在林棋的建議下，在全國各地的企業禮聘這些老工人。
以至於，新愛電子對於技術人員不講究“年輕化”，反而搞逆歷史大勢的“老年化”。
“年輕化”這種所謂的政治正確，本質上不過是國家解決不了年輕人的就業崗位，迫不得已鼓勵上了年紀的人提前退休，讓出崗位。在政治上，這是正確的，畢竟，年輕人失業的多了，社會就不穩。
但在企業層面來看，這就未必正確的。尤其是，現在的熟練老工人的工資，又不是太高，那麼，憑本事招人，當年是優先招聘這些經驗豐富的老工人，而不是什麼都不會，需要慢慢帶慢慢學的年輕人。
況且，經驗豐富的老技術工人，他們還可以以老帶新。
像曹晶這種老技工，新愛電子廠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有些的國家從各單位抽掉過來了，但更多是後來企業主動挖過來的牆角。
這個年代剛畢業的大學生，國家統一分配工作，新愛電子搶不到幾個，但是，這些退休老人家，總不會有人跟他們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