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時，以農為本，別的行業，都被看作捨本而逐末者。
但在薄賦輕徭的名義下，生產力在短期內得到恢復，社會各界又開始活躍起來，手工業逐漸開始復甦，至明朝中葉，已經有了“逐末者千金”的說法。
其中最先復甦的手工業，是紡織業。
紡織業在明代，屬於暴利行業，其發展和明初的重農桑政策是分不開的，當時要求農民有田超過五畝的，必須種植桑、麻、棉各半畝，否則要納絹或棉、麻各一匹。
這個政策，為紡織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加之明初輕視商賈，經商的人數較少，商稅又偏低，一般為三十稅一，對農具和舟車絲布等則免稅。
這樣，紡織業在輕稅的政策下，很快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資本，總是朝著有利潤的方向流動，“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他們開始僱傭織婦紡織，參與市場競爭。
農業和手工業發展了，對各種生產生活物資的需求也相應增大，商業就開始慢慢繁榮起來。
官員們的薪資不高，但享受著國家的賦稅“優免”，家境不斷好轉，明朝中期開始，家有餘貲者，自然會想到用這些錢來投資，很多官宦之家開始經營太祖所鄙視的經商活動。
他們有的開設酒樓、店鋪，有的就把錢放高利貸，成為食利階層；有的則乾脆開起了當鋪；其他的如販鹽、販茶、開店鋪，採煤、採鐵、搞紡織等等，上行下效，經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朝廷的酒禁開了，礦禁沒有那麼嚴了，一些大老闆的腰包鼓鼓，這些老闆不再僅僅是地主老財一類的傳統富裕戶，更多是靠經商、開礦、冶煉等發財的，所以學界普遍認為，這時候在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永樂時期，明朝的國力達到頂峰，除農業外，各業都飛速發展起來，北京不僅僅是一國的都城，也成為帝國的商業中心，在運河沿岸，一些城市的商業極度發達，貨物往來頻繁，到處一派繁華景象。
以鄭和下西洋為標誌，中國的海外貿易也開始發展起來，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大造樓船，水路貨運十分發達，鐵鍋、鐵針等已經向日本、柬埔寨、緬甸、爪哇、呂宋、交趾和朝鮮等國家大量銷售，陶瓷、茶葉、絲織品等遠銷歐洲。
……
然而，封建社會的繁華總是短暫的，明帝國龐大的身軀上，一些地方開始腐爛，大明的國運很快踏上了下坡路。
明王朝的白銀主要是透過海外貿易獲得的，大量的白銀掌握在商人手中，農民賣糧價賤，過後又價漲，反覆遭到商人的盤剝。
而朝廷手中缺少銀子難以平抑物價，礙於祖制，又無法對商人加稅，沒銀無法控制商業，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裡。
官員權貴享有“優免”，加之地方“豪右”逞強，宦室富戶們透過飛灑、詭寄、虛冒等手段，大肆兼土地並逃避差徭，於是大量的賦稅徭役只能轉嫁到貧民頭上。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賦稅徭役日益加重的過程中，貪官汙吏又開始盛行，底層農民被各級官員變著花樣踐踏壓榨，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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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一豪家，置田萬頃，他的田畝，侵別人的太多了，便想法勾結官府變亂黃冊，把新收隨意挪移成舊管，來逃避賦稅。
兼併之風日盛，大戶千畝也是一里長，小戶三十畝也是一里長，負擔的歲賦差役則相同，小戶更非傾家蕩產不可了。
他們在豐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農戶今日繳稅，明日就得借貸，搞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大批農民已經無法生存，要不欠稅，要不就只能流亡，明朝特有的流民潮，就在一派繁華中開始在全國各地流動。
早在宣德年間，許多地區就已經出現了較多的流民，蘇州一帶的農民就曾在重租重稅的盤剝下成為流民，積欠的稅糧高達七百九十萬石。
正統時，從山西流亡到南陽的人不下十萬戶，成化年間，流民的數量超過一百萬，有的地區人口“逃亡過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拋荒的土地“少者千百餘畝，多者一二萬頃”。
流民，日漸成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因飢餓，才去當了和尚，仍然無法生存，就投了義軍，終成一代帝王。
諷刺的是，他奮鬥一生，所期望的理想社會並沒有到來，沒到百年的時間，他的後代們也給百姓帶來了同樣的流離生活。
明朝政府透過裡甲、關津、禁山等措施，竭力防止農民的流徙，有時甚至展開殘酷的鎮壓。
然而在流民的隊伍裡，常藏有武器，有秘密結社的組織，也有自己的領導人，於是流亡的鬥爭形式便漸漸發展為起義。
這期間，土地兼併嚴重的山東、江西、福建，稅賦較重的江浙、湖廣、四川等地，都先後發生了小規模的農民起義。
其中包括比較有名的山東女英雄唐賽兒的白蓮教起義，這種盛世期的起義尤其引人注目。
接下來，明帝國的日子越來越不輕鬆，一系列的內憂外患，把一個個皇帝弄得灰頭土臉。
先是宦官們砸碎了朱元璋的緊箍咒，一個個權勢熏天，“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官民隱事”，儼然代天子巡狩的架勢，到處搜刮民脂民膏，民怨沸騰。
再則是邊境不靖，北方有土木堡之變，英宗被虜，一國之君居然成為蒙古人的階下囚；沿海地區，又倭寇為患，不得已之下，朝廷開始實行海禁，一度繁榮的海上運輸漸告衰落……
流民越來越多，起義規模越來越大，朝廷疲於應付，財政支出越來越巨，由於貪汙的盛行和龐大的軍費支出，造成朝廷財政非常困難，政府“每年所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所出之半”，沒辦法，只得一步步加重賦稅和徭役。
原來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時已全部徵收賦稅；正統元年，朝廷把江南諸省的田賦大部分折徵銀兩，叫作“金花銀”，規定米麥每石折價二錢五分；成化時又增為一兩，這就使得農民的負擔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這個時候再加稅，無異於飲鴆止渴，雖能解一時之渴，卻會危及生命，不過朝廷的統治者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到了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於南直隸、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銀四十萬，叫作“提編”；以後又陸續出臺了箕斂、派括、算稅契、折民壯等等加派的名目……
豪紳士族有特權免賦免役，貧苦農民的生活愈發痛苦，流民更多，起義更繁，如此陷入惡性循環……
明朝的盛世，繁華而短暫！
在此起彼伏的起義中，至嘉靖末年，盛極一時的明帝國，已如風中柳絮，飄搖不定。
感謝盟主：“愛是永恆的話題”、“裔親芳澤”的打賞！傲雪叩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