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以上4條法令對於豐臣朝廷來說有些陌生的話，那麼《天下檢地令》大名們就熟悉很多了。
只是這次的《天下檢地令》有所不同，為了給之後徵明做準備，秀吉就必須要摸清楚天下各地的實際知行數目。
但是在此之前各地上報的知行數其中的度量衡從來都沒有統一過，最直觀的例子就是九州在被秀吉討伐之前，筑前的知行為33萬石，但是在被秀家控制並用豐臣內部的度量衡進行測量之後，直接飆升至45萬石。
很多人覺得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不過是一紙旨意的事兒，其實沒必要大書特書，但是真正進行過一線工作人才知道秦始皇的偉大。
試想一下當有民眾來找你填表格時候，“在年齡問你是填週歲還是虛歲；姨媽算不算直系親屬；家庭住址是填身份證上面的還是實際居住的地址；我有兩套房，兩邊都在住，兩個都填還是填一個”等諸多問題的時候，你才會明白全國統一的標準有多麼重要。
以印度為例子，他建國後才統一度量衡的，採用公制，各邦民間還保留有多少奇怪的度量衡，印度政府都不知道；但是到現在文字還沒統一！
在上世紀70年代之時，在印度不同邦之間買賣布匹還會出現長短不一的情況，甚至不同邦之間的印度人，都聽不懂別的邦的土話。
其實像印度混亂到極致說不定還方便管理，畢竟這樣就從根源上打消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問題。
向歐洲歷史上各個自由市之間的度量衡不一樣，他們都心知肚明，因此在每次交易之時都需要經過精密的計算，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都浪費在換算上了。
其實這個問題在金屬錢幣的兌換上尤為明顯，這也是替錢屋和錢莊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德國一樣快速崛起，那麼統一度量衡就是必要的。
遠的不說，統一度量衡之後，各個自有城邦之間的貿易效率大大提升，市民和工廠也不用耗費大量的時間在單位換算上面。
購物也不再是一個需要文化的活計，消費的升級促進了產業的升級，產業的升級進一步促進消費升級，而國家則從各種升級中收取稅後，形成良性循環。
這個時代的秀吉或許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過去做過行商，行走在近畿和關東之間的秀吉很清楚各地度量衡的差異。
即便是為了更好的掌控國內也好，他都需要下達命令統一度量衡。
比如在知行地的面積上他就規定“6尺3寸(約191㎝)的平方＝1步，30步＝1畝，10畝＝1段（反），10段＝1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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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成現在的單位進行理解就是3.65平方米是1步，110平方米是1畝（中國後世的1/6），1100平方米是1反（後世1畝的1.6倍），1.1萬平方米是1町。
根據此次丈量法，有的地方的地租大大降低了，而有的地方的地租卻增加了，放在總體來說，秀吉編制的地籍薄比足利幕府時期大大增加。
另外此次檢地在制度上也與過去不同。
自戰國時代尹始，各地的檢地就以自我申報的形式的方式為主，不過這一次，秀吉卻任命了包括淺野長政、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四人為總代表，分別負責北陸+信濃、西國、九州+四國、東海道+甲斐近畿的檢地。
這些人之下分配加派一柳直末、田中吉政、谷衛友、寺澤廣高、新莊直賴、齋村政廣、別所重宗、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繼等家臣配合。
至於秀吉的核心近畿之地則分別交給的前田玄以和石田三成兩人負責。
由此一來秀家這邊就需要分別面對中村一氏和堀尾吉晴兩人的檢地，而德川家康這邊要分別面對淺野長政和生駒親正兩人。
秀吉之所以這麼重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打算藉著此次檢地，依照新的統一規定，重新劃定天下的田畝，同時摸清領內的人口情況，順便兼顧刀狩令的實施，收繳民間的刀具。
因此不論是負責總方略的各地負責人，還是據地分國的奉行與力，都是身負重擔責任重大。
像秀家這邊需要同時應對田中吉政、大谷吉繼和增田長盛三個人。
倒不是秀吉刻意刁難秀家，而是西國之地幾乎就兩個大名：毛利和宇喜多，秀吉需要派遣兩個值得信任並且情商比較高的人去處理這兩個大名。
於是就有了石田三成負責山陽、田中吉政負責山陰、大谷吉繼負責四國的安排。
當然即便是一名奉行或與力負責一道依然不足以在短時間處理領內的資料，因為這個時代並沒有完善的教育體系，特別是在數學上多是師傅帶徒弟的模式。
更沒有像秀吉這樣在領內開設弘文館的存在，即便是武士識文斷字的比例也比較堪憂。
這就使得這些奉行根本不可能拋開這些領地的名主自己去重新丈量土地劃定稅賦，因此此次檢地雖然大張旗鼓，依舊沒有拜託名主們的操控，就像海綿裡的水，雖然擠出了很多，但是依舊存在一定水分。
秀吉這麼大張旗鼓的重新劃定土地的面積，為了就是在統一的畝數上進行推算田畝的產出，將田畝分為上中下三田，徵收不同的賦稅。
過去由於各地的面積不統一，對於各大名的知行只能在秋收之後以村為單位，依據實際收穫的糧食進行登記。
但是糧食產出這個東西是非常受氣候和播種方式影響的，這就使得各地的知行數目每年都會有嚴格的變化，為了減小這一問題，秀吉這才推出了統一的度量衡，並依據土地肥力劃分田畝等級，被稱為石盛。
石盛重規定了1.5~1.7石/反以上的為上田；1.3~1.4石/反以上的為中田；1.1石以上的為下田；0.9石以上的為下下田。
我們都知道石高＝石盛×面積，秀吉的知行面積統計即以上中下三田的標準點1.5、1.3、1.1、0.9為標準，直接乘以大名的土地面積推測出其石高，如果有超出的部分不計入石高之內。
與水田對應的是畑田，及為水資源貴乏的旱田，他們對應的石盛分別是1.3、1.1、0.9和0.7。
當然除了田和畑田之外，還有林田和新田，這兩個都是不計入石高免稅的存在。
秀吉額外規定，屋敷子女建在下田及下下田，如果有特殊情況，必須要建在上天或中田上的需要上報名主批准。
同時要求各大名編制檢地賬，在其上要記錄田畑種類、屋敷地的面積、田畝的等級、石高和耕作者等資訊。
編寫的這些資訊就相當於後世的身份證，幫助秀吉掌握了天下各地大名的實際情況。
同時秀吉確立了“一地一人”制度，即一塊土地要有一個最終的負責人，這塊地的賦稅由這個人承擔，並且需要在必要的時候承擔伕役的責任。
這裡強調伕役的責任是因為這個時候的秀吉已經逐步開始實行全國性質的兵農分離。
在刀狩令和檢地令事實之後，秀吉將會再次下達《身分統制令》，正式確認奉公人佩刀的權利，將職業士兵和普通平民正式區分開來。
在《太閣檢地令》中秀吉為了減少各國之間流民的竄流問題，同時為了吸引山上的惣村隱戶下山，秀吉將稅率定位一公兩民並全國施行。
這個政策事實的目的是為了體現秀吉作為關白施恩於天下百姓，畢竟此時的很多大名家還是五公五民的制度，如果有四公六民都算是仁政了。
但是秀吉這個統一制定的稅率必然不可能實施下去，畢竟此時的日本的分封體制，秀吉對麾下大名行政上缺失插手的法理依據。
因此這條政令實際上只在其直轄地、譜代大名和親近大名麾下有過實施。
但是這個政策在秀吉統治天下的大部分時間並實施太久。
在徵朝之前，秀吉或錢稅來為自己的軍事行動提供支撐，或需要錢財來滿足自己的奢靡的生活，徵收了許多雜稅，真實稅率在4/6開左右。
等到徵朝之後，秀吉需要的錢糧與日俱增，僅造船一向就需要許多錢財，因此直到他去世之時，秀吉統治下的日本的綜合稅率在7公3民這個程度。
這個實際賦稅比例甚至反超過了其麾下大名，那些大名最起碼做到了實打實的五公五民，而秀吉卻是名義上的一公二民，卻實際徵收成了二公一民。
這個賦稅太過繁重，以至於一個平民一年到頭耕種的田地在交完賦稅之後，能不能挨到明年都不一定，更別說改善生活了。
因此在徵朝之後，日本國內各地又掀起了一股逃民潮，對於百姓來說，要麼被送到朝鮮成為炮灰，要麼留在田地間種死自己。
秀吉在短時間內下達這麼多政策，搞得許多大名一片雞飛狗跳的樣子，反倒是秀家統領下的國度較為平穩，因為這些制度秀家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逐步開始實施。
包括增田長盛和大谷吉繼兩人都不禁感嘆“岡山殿下治國有道，我等處理國事也輕鬆一些。”
本來被認為任務最為艱鉅的堀尾吉晴更是親自跑到岡山城向秀家表示感謝，因為秀家這邊的資料幾乎可以直接照搬來用。
經過抽樣核對發現和襲擊新規出入不大之後，剩下的資料也直接照搬抄錄，不再進行核對，體現出了對秀家的信任。
與秀家這邊相對應的是毛利這邊混亂的情況了，由於毛利家在行政上一直脫離秀吉的管控自己管理自己。
而毛利家本身就是豪族聯合的制度，毛利家幾代當主都想要加強中央集權，到了輝元這一代終於在秀吉的幫助下掃掉了最大的兩個刺頭。
但是領內各國度量衡混亂的情況依舊沒有解決，甚至一國之內各郡收繳糧賦之時所用的糧參都大小不一。
這就使得堀尾吉晴和增田長盛的人非常頭疼，幾乎是常駐在了毛利家，幫助毛利家重新劃定田地，規範田畝核算制度。
也許正是毛利家這邊太過困難，這也是他們在抽樣確認差不多後，選擇相信秀家資料的原因，畢竟時間實在太趕，如果秀家這邊再核對可就真的來不及了。
秀家也因為這件事，增進了以上以上5人的好感，此時傳回京都之後，秀吉也因為秀家忠實完成他的任務而對秀家進行褒獎。
然而秀家此時根本沒心思去管這些事兒，瀨戶家正一年一度從蝦夷地趕回，除了給秀家帶來蝦夷地的特產之外，還要向秀家上報上一年的情況。
而秀家也有事兒要瀨戶家正帶回給宇喜多秀忠等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秀吉的《伴天連追放令》。
在聽完秀家講述的經過之後，瀨戶家正敏銳的嗅覺到了機會，他向秀家詢問道“這樣一來許多大名或許為了防止被關白殿下刁難，對領內的切支丹眾進行迫害，全國必然有許多切支丹眾被迫遷移到別處去，殿下這是打算藉著這個機會大量向蝦夷地遷移人口了嗎？”
“沒錯就是這樣。”秀吉對他的問話給予了肯定“我估算了一下這估計有不下50萬人口，即便得到其中的5分之一也有十萬人，十萬人填蝦夷一定能帶動蝦夷的經濟。”
與秀家的想法不同的是，瀨戶家正被秀家十萬這個數字嚇到了。
他看向秀家說道“如今蝦夷地我們所屬的大和、朝鮮、明、阿依努人加起來也只有7~8萬人，殿下一下子遷移10萬人過來，蝦夷根本裝不下啊！
最重要的是糧食產出，這些年我們的人口增長一直高過蝦夷的土地產出，每年都需要從關東及東北等地採購糧食，一下子運來這麼多人口蝦夷當真喂不飽他們啊！”
瀨戶家正所說的話點醒了秀家，他這才發現自己光顧著看到利益的一面，忽略了背後的風險。
直觀點說這麼多人湧入蝦夷必然擾亂蝦夷的政治生態，一下子湧入這麼多切支丹，秀家想要壓制切支丹的想法也不可能事實了。
再加上這些人來自全日本各地，有些人在過去很有可能是有地的武士甚至是不願意改信的高階武士，這些人出現在蝦夷地又有可能擾亂秀家對蝦夷地的掌控。
但是，十萬人對於急於開拓蝦夷的秀家來說實在是太香了！
至於糧食的問題其實秀家有解決的辦法，上次秀家耕種出的土豆已經收穫，秀家打算留下一半用作擴大種群基數之外，剩下的一半交給瀨戶家正。
在讓瀨戶家正帶回蝦夷的同時，將自己種植土豆的技術傳播到蝦夷去，整個蝦夷只有土豆可以做到1年兩熟，而土豆這種高產作物的傳入，也足以改變當地的糧食結構。
如果說土豆可以大面積種植的話，別說10萬人了，就是把全日本的切支丹都運過去秀家都養得起。
現在只能說這條政策生不逢時了，如果能晚些年份，等秀家透過東照神宮加強了對蝦夷的統治，並且依靠土豆增加了對蝦夷的糧食產量，那麼這些人就足以成為秀家開拓蝦夷的助力了。
現如今秀家也只能忍痛割愛，讓瀨戶家正沿途儘可能的收攏切支丹民眾前往蝦夷，人數控制在萬人規模就行，而且只要精壯和小孩。
同時秀家也讓瀨戶家正帶去了自己寫給蝦夷總督府各重臣的信件，特別是寫給明石全登的信件寫了洋洋灑灑長長一卷。
在上面秀家寫了現如今秀吉及日本各地對切支丹態度，以及自己對《伴天連追放令》的處置安排，給明石全登出了個假意改信的主意，囑咐他只要不要太跳自己一定會忽悠他。
同時讓他儘可能的壓制蝦夷地切支丹的發展，以免引起秀吉對蝦夷的重視寥寥，至於最後聽不聽這就不是秀家所能掌握的了。
除此之外蝦夷地的情況還好，今年宇喜多忠家到任之後最重要的安排就是宗教改革和官員的改革。
在加上其統治蝦夷實際也就大半年的時間，對於蝦夷地的改變不多，秀家也預設了這一情況。
瀨戶家正如去年一樣，獻上了一盒鴻之舞出產的金砂，並上報秀家由於鴻之舞金礦的發現，北見地掀起了淘金熱。
蝦夷各地的民眾向官府申請轉籍到北見去，使得這塊受北地寒風影響，終年難以種出多少糧食的土地出現了不少人。
值得注意的是，秀家派去的穴太眾們在鴻之舞地區勘探到了金礦礦脈，打算明年積雪融化之後就開始挖井作業，屆時鴻之舞開採的金銀等金屬只會更多。
就在秀家聽完瀨戶家正的彙報，打算帶他去看自己種植的土豆的時候，他突然像秀家請示道“主公，由於本家在蝦夷地的發展，蝦夷地南端的蠣崎家遣使來訪。
右京亮大人認為此事應該由殿下決定，因此我將其一道帶回了岡山，請殿下酌情接見一下。”